这些地都是边边角角， 东一块西一块的地儿，当初分自留地的时候， 全村人家的自留地都是如此。
本来这些空地该在三月落种的，奈何三月是春种忙活月， 要先紧着大队的活儿，等大队的地儿忙活完，就已经到了四月。
这个时候种植麦子、稻谷啥的已经晚了，一个是错了季节，种出来的庄稼就长得没那么好。二是分到的自留地多是干旱的沙质地，土壤不肥沃，实在不宜种麦子， 稻谷。
以前大兴村土地还没归集体的时候，徐家在这种沙质地通常是种早包谷、秫秫、红薯、花生、棉花等等作物。
可土地集体化后， 除了包谷、红薯有剩余的种子外，其余秫秫、棉花等种子都被没收，拿给国家去种了，想种点其他东西都不成。
不过徐宝自有准备，早前她就写信去了北京，让陈渊帮她找了一些种子邮寄过来。
陈渊其实经常出任务，人不在北京。不过他在北京有熟人，托他们帮忙找了些棉花、黄豆、花生、胡豆等等种子邮寄过来，甚至还夹杂了一些稀罕的西瓜、西红柿等等种子过来。
只是这些种子都不多，除却不到十颗的西瓜和西红柿种子，和为数不多的棉花种子被徐宝种在院子里外，其余黄豆、花生、胡豆等等种子还不够老两口子的地种，还得套种包谷、甘薯在地里。于是大房、三房的自留地，只能种些常见的包谷、红薯了。
大房只有三分自留地，冯春红两口子为了地里究竟种包谷，还是种红薯很是争执了一番。
冯春红说种包谷，家里两个孩子，强子辍学在家下地干农活儿，能挣半天工分，完全可以补贴家用。墩子虽然才十二岁，但目前已经跨级读到了初三，眼瞅着夏末就要参加高考。
冯春红对这个脑袋瓜子灵光的儿子很看重，想多种点玉米，磨成玉米面，让墩子多吃点精细点的粮食儿。到时候跟他姑一样靠上高中，不说有多大的出息，像他姑一样做个村干部，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啊！
徐万成却是不同意，这些自留地土质都不好，包谷对土壤的要求高，要是土地孬了，种出来的包谷只有玉米棒子，没有玉米粒儿，可不就糟蹋种子和土地了。
红薯不一样了，这种作物对土地没有太大的要求，无论土地肥沃或是贫瘠，它都能生长，只不过长出来的红薯有大有小罢了。
只是红薯虽然耐旱也耐草长，但是拾掇起来麻烦，一季度要翻好几遍秧子。若是翻不到，秧子扎了假根，会分主根的养份，在假根上结出细小的小甘薯，到时收货的季节，就全长得瘦小瘦小的，根本不成用，填饱肚子都困难。
两人争执了半天，最后还是墩子发了话，说就种红薯吧。至少红薯还能收点，万一种了包谷，只有包谷芯子，那不就白白浪费种子了。
当儿子的都这么说了，冯春红就算不乐意，三票顶她一票，少数只能服从多数了。
种植红薯其实十分简单，提前选好红薯种，在地窖里培芽，再下地分种就行。
以前这培芽的事儿都是一大家子一起做，现在分家了，徐万成想着老两口子和三房要种的红薯也没多少，就想着干脆让他们把红薯种送到大房，一起把培芽算了。
给老两口子陪芽，冯春红没意见，毕竟当人家儿媳妇儿，哪能事事跟公公婆婆计较。可要给三房育苗，冯春红就不乐意了。
“她李红艳又不缺胳膊，又不瘸腿，不就怀个孕，就把自己当成地主婆，整天摊在床上哪都不动弹。要我给她陪芽，我呸！做梦去吧！”
强子也说：“三婶儿自从生下梅子后，整个人就变得懒懒散散，人也怪怪的。咱们一起培芽也没啥，毕竟咱三叔跟咱爹感情好，也对咱几个侄儿侄女都好。怕就怕合一次后，三嫂还是这副懒散样儿，以后理所当然的把他们家的农活儿堆给咱家做，那娘心里不得膈应死。”
徐万成知道他说得也是个理儿，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冯春红瞅着他那不满意的样儿，心里哼了一声，说了句，“都分家了，你管人家地里种啥，人家就是荒着地儿咱也管不着。”说完气哼哼的站起身，走去东屋跟老两口子说合在一块育苗的事儿。
各家忙活完自留地儿，日子如流水，眨眼十来天过去，小满已至，日头毒辣起来。
徐宝上个月末留了十来颗自家生的种鸭蛋，让一只母鸭抱窝，前儿出了窝儿，十二颗种蛋，只毁了两颗，其余十个鸭蛋全都孵化了出来。
于是鸡圈里新添了一地毛茸茸的鸭仔，老徐又用石头凿出来一个小水池，让鸭仔在里面嬉戏玩水，看着干干净净，可爱至极。
徐宝就用玉米包谷掺和着青菜叶子喂了半月，等它们再长大点儿，就可以赶它们去溪河里吃鱼吃水藻啥的，也不用在多费心喂粮食了。
于此同时，队上的知青越来越多了。不止他们公社，还有整个红旗社，周边几个公社都是如此。
第五大队新上任的大队长徐爱国，领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上大队知青点来。这些知青从第一批十七八岁到二十来岁，变成了十五六岁到十七八岁，年纪是越来越小。
有些知青明明还是孩子长相，却不知怎么地也下到乡下来，跟着一群群的知青，麻木的看着围观的村民和各种欢迎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