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跟我买东西去，起来收拾你屋。你妈心情不好，你躺着找打是吧。”林思阳说着，揪住了林建安的脚腕，而后将塑胶拖鞋套在他脚上，催他下床来。
小孩子也就十三岁刚过，念书迟所以刚升六年级，他一头短发睡得杂乱，瘦削的身体上搭着件涂鸦背心，他眯着眼睛骂林思阳：“你别管我！”
林思阳说：“不跟我去就甭吃早餐了，冰箱里什么也不剩。”
他突然记起锅里还煮着鸡蛋，于是又慌忙离开林建安的屋子，穿过客厅，冲到了厨房里。
夏玉兰拎了篮子，她穿好一件黑色丝质的长裙，齐耳卷发梳得整整齐齐，她已经五十八岁，比丈夫林新国年轻五六岁，她生了三个儿女，林思阳最小，毕业才一年，林海出生在夏玉兰十六岁那年；老夫妇俩唯一的女儿叫林秀，三十五岁，未婚，是个画家。
屋外居然下起了雨，在风里斜飞过来，砸在了玻璃窗上，夏玉兰又回屋去，找了件白色盘扣立领的外套穿。
终究没跟着林思阳出门，林建安去屋里陪妈妈，结果被催促着写作业去，他还是往常那样嘴甜，脸贴着陈萍的胳膊，说：“妈妈，别生气妈妈。”
陈萍没心思和他玩闹，烦躁地摆摆手，说：“你出去吧，去厨房给你奶奶帮忙。”
“我奶奶和小叔去菜市场了，家里没菜了，肉也没了。”林建安小声嚷嚷着，站了起来，他准备退出房间去。
陈萍生气得皱眉，泪从眼眶深处滚落，她看了儿子一眼，说：“我歇一天这日子就过不成了是不是？剧团散了，我心里难受着呢。”
“怎么着就散了？”林海惊讶，即便那剧团在很久之前就营业不下去，可毕竟是陈萍多年来的精神归宿，这消息还是有些突兀的。
陈萍咬了咬牙，接过林海递来的纸巾，她抽噎着，说：“就各奔东西地散了啊，戏也唱不成了。”
陈萍曾经大概是天生的花旦，扮相又美艳正派，那时候从戏校毕业，在艺术团混得风生水起，大概每天都有人送东西送花儿。西装革履的男士总要来听陈萍的戏，然后托关系请求约会，可陈萍从来没答应过。
结婚之后，陈萍不再活跃于舞台，她怀孕生产花去一年的时间，女儿林建宁出生的时候，全家人住三院大院的房子，林思阳那时候才四岁。
后来陈萍辞职离开了早年的艺术团，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在家洗衣服烧饭，把大部分的时间分配给亲情和爱情；女儿慢慢长大，六年，陈萍和林海，拥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林建安。
林建安在爷爷奶奶的溺爱中成长，开朗又嘴甜，他小时候黏人，可姐姐林建宁不和他玩；她只喜欢整天抱着书刷理科习题，一年前拿到了重点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北京求学。
要说玩儿，林思阳才是林建安在这个家里唯一的伙伴，可林思阳成了民意中学的老师，林建安突然就很憷，他剩一年就升学，大概是要进民意中学的，他全家，四个人就毕业于民意中学。
陈萍是十年前进京剧团的，她因为家庭事务的庸碌单调而变得沉默，将对京剧的爱藏在心里很久，最后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症，医生建议她寻找乐趣，陈萍在房间里思虑了一宿，她眼睛明亮了，对林海说：“我要重新去表演，去唱戏，去舞台上。”
于是，这家私营的京剧团聘用了陈萍，她又重新扮上，登台，唱了最拿手的一出《红娘》。
陈萍的心间，有过更大的台子，她总是惋惜道：“要是没有在家带你们姐俩，我说不定已经进了国家京剧院，我成了名角儿。”
林建宁往往不说话，林建安有时候会扯着陈萍的衣襟，说：“那谁当我们妈啊，妈你不要我俩了么？”
“怎么能不要你俩，哎，你俩是我爷爷。”陈萍也往往一秒钟满足于现实，有地儿唱戏，房子足够大了，地段也好，一家人赚钱养家养孩子，老公贴心，儿女双全。
可这下子，京剧团垮了，陈萍像是被抽了筋骨的草，像是脱水飘零的花，她连早饭也不煮了，素颜坐在床尾，低着头哭。
林海说：“哭吧哭吧，哭完了就好了。”
林建安表面上镇定，他在自己屋坐着，破天荒地从架子上取了本书看，他什么也看不进去，仰起脸望向窗外，天是窗户那样宽的几十寸；密集的雨雾包裹着远近的楼房，灰蒙蒙一片。
清凌凌的眼里含着淡红的血丝，林建安眨了眨适宜上妆的薄眼皮，他往窗外看，脖子上挣出了青筋，他居然就蹙着眉头，慢悠悠地唱了句：“可算得是一段风流佳话，听号令莫要惊动了她。”
穿着件背心的毛头小子，没变声的嗓子细绵绵，他一把捂住了自己的嘴，眼睛红得更透，那指缝贴着的唇，青葱亮色，像涂了燕支一样。
菜场里也是阴雨天湿漉漉的气味，林思阳拎着两斤生牛肉，正站在卖鱼的摊前，等着妈妈挑鱼。
夏玉兰和摊主聊太极聊菜价聊天气，她要了条活蹦乱跳的鲈鱼，说回去清蒸着吃。
林思阳只负责拎东西，他踩过有些许泥污的菜场地面，鼻腔里全是河鲜的泥腥味，他这才睡醒了一般，开口跟夏玉兰讲了昨天晚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