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件率先由南京《时事月报》于两年前的七月初披露。
由于原作者铃木贞一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还没有成为日本战后二十八个甲级战犯之一；为了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所以报社编辑干脆把它安到在中国更有名气的曾经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头上。
说曾经，是因为田中首相已经作为炸死老帅的“皇姑屯事件”的替罪羊，被裕仁免职，并于“田中奏折”曝光后的两个月悄然离世。
报社托词田中义一于民国十六年，召开了旨在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后不久，总结会议成果，向裕仁天皇呈递了一封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全面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核心内容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此报告一出，举世哗然。其实美、苏、英等国情报机构早就意识到东方会议的重要性，两年来一直派出大批人马苦心积虑打听详情，未果。
日本当局当即否认有此奏折存在，并对外声称《时事月报》所刊载文件为伪物，旨在污蔑大日本帝国。
但日本方面在奏折公开的第二天的紧急行动，即已旁证了报道的真实性：除了将当时丢失奏折的日本皇宫书库的官员全部免职外，誊写者——中国台湾省爱国人士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
而日本在随后采取的一系列侵略扩张行为，则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没有任何不同。
当年奉九得知蔡智堪出事后，曾担心地问：“他会牺牲么？”
宁铮拍了拍她的手让她放心：在当时国际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为了不落人以口实，日本当局不得不将蔡智堪释放，只是也折腾得他家财散尽，受尽折磨。
奉九会担心蔡智堪，是因为她已经知道，这次报纸上刊登的《田中奏折》，正是宁铮的机要秘书之一——王家桢受命于宁铮密令后，经过多方探查，终于辗转委托给了好友蔡智堪；而蔡先生则当机立断决定混入日本皇宫书库，担任补册工人一职。
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波折后，王家桢终于拿到了蔡智堪分两夜誊写的长达六十七页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稿。王家桢亲自动笔翻译，与宁铮反复商量，选定时机，这才有了在报上率先刊登一事，可以说是最早揭发了日本侵略中国野心的报道。
奈何，虽然《田中奏折》耸人听闻，令人胆寒，但当时国内军阀混战还在内斗不休，当权者都没太把这本“奏折”当真，只是惊醒了一少部分国人罢了，也让宁铮仰天长叹。
宁铮当然明白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他改革东北政界、军界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动作也更加急迫，但老帅留下来的东北军积重难返，全面改革困难重重，当时的东北经济更是陷入逆境，真是顾得了头顾不了尾。
但他心里总想着，还是要动起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总还是会变好的，好到足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看看，几年的功夫，东北不是在财政上已经大有起色了么？
宁铮之所以在今年年中先后爆发的朝鲜移民与吉林本地移民争夺土地权的“万宝山事件”，及在小兴安岭抓获的刺探情报的“中村事件”中都如此低调隐忍，都是出于这个考量，然而，日本人和身为同胞的中国军阀们，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
宁铮当初收下劣迹斑斑的石汉章也是无奈之举——不当友军就只能是敌人，所以对此种品性之人，一直有着天然的警醒和防备——他飞鸽传书，先从关外再次抽调五个精锐步兵旅及三个炮兵团紧急入关，并于五日后发出“讨石通电”，历陈其罪，号召华北将士共除祸害。
通电一出，中央军、西北军、晋军纷纷响应，齐心讨伐叛逆。
宁军势如破竹，通过佯败运用口袋战术，不出三日即已捣毁石军顺德老巢。
石汉章急了，他没想到其它大多数歃血为盟的“兄弟”军队居然一看势头不妙，掉转头来跟着宁铮收拾自己；他自己背主背得技艺娴熟，不知怎么的就想不到，别人也一样会轻易背叛自己——原本跟他称兄道弟的阎百川忽然翻了脸，溜溜达达直接打道回府不说，还顺手截了他的粮草。
石汉章威威风风起势，灰头土脸下台，不过半个月的功夫，六万军队已经全军覆没，苟延残喘逃进山东，托庇于唯一没有背叛他的臭味相投的韩向方麾下，伺机东山再起。
宁军看似大获全胜，但宁军精锐因此尽数入关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东北军忽视了总愿意“猛干一票”的日本关东军的胆量和决心，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即已证明，什么叫福祸相依，什么叫因小失大——
大和民族，从来都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更何况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摆在眼前？
虽然日本国内也许并不赞同，但于三年前成功策划了皇姑屯事变的土肥原贤二，已经下定决心，铤而走险。
此次石汉章讨宁，土肥原当然提前预测到了结果——这个毫无自知之明的，脑袋笨得像块石头的蠢蛋全无胜算；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压根儿没指望过石能消灭宁铮，而是，只要把宁军精锐牵制于关内，东三省大后方空虚即已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