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一九四一年宁铮一家刚刚到达重庆后不久，《时代批评》及《大众生活》杂志就借着“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连续发文，呼吁蒋委员长响应晋系阎百川、桂系白健生及其他国民党元老的呼吁，让宁铮出来担任重要军职，为抗战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仅仅做个无足轻重的军需部防毒处处长。没想到老江接受记者采访时，居然轻描淡写地推说这是宁铮自己的意思，而宁铮在记者找到他时，只能缄默不语。
宁铮和奉九回到歌乐山公馆，孩子们见到了多日未见的父亲母亲，都欢呼着冲了上来。奉九疾步上楼去看望可怜的小儿子屠苏，出生才半个月就不得不与母亲分离，巧稚高兴地抱住她，连声说屠苏很好，请她放心。
他们曾又被秘密监禁的事情，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宁铮一家还是按部就班地上班、上学、生活，但他们都知道，他们再一次地被监视了，所到之处，都有便衣跟随，芽芽还说她曾想去孙奶奶家学钢琴，立刻被一个便衣拦住了，毕恭毕敬地请“宁小姐回家去，以后也不要再来”。
奉九知道，此次重庆谈判，更多的是给希望国共两党和平共处的美国和苏联看的，毕竟亚洲战场刚刚平息，谁也不想再次看到烽火连天。
但按照她对江委座的了解，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中共试图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即使他们已经退了又退，不得不承认了江的“部分独裁统治”，也是徒劳的。即使在抗战期间，江连打日本人都没有剿灭新四军、八路军那么上心，而现在，他腾出手了，可想而知他会如何。
他们的家乡东北，势必再一次成为焦点之地——东北生产了占全国一半的煤炭、钢铁，又有最大的兵工厂，当年日寇为了进攻全中国，对东北没有大肆破坏，而是作为以战养战的大后方，如果拿下东北，就占据了源源不断提供后勤补给最有利条件。
当年伟人曾说过，别的地方都可以失去，但只要有了东北，我们就有了强大的根据地，就可以支撑我们的军队不被吞噬殆尽。
很快，抗战胜利已经过了四个月，《申报》、《文萃》等主流报纸接连发表类似《尊重东北人民意志，支持宁将军主政东北》这样的文章。
奉九明显觉得宁铮的精神状态有所不同，虽强行压抑，但雀跃之情还是有所表露。其实自抗战胜利那一刻起，他们这些东北人，哪个没有暗暗想过，也许终于可以回到阔别十四年的家乡了呢？
宁铮的老朋友周先生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为了避免内战，代表中共向重庆政府明确提出的三项要求及八项附带要求中，就包括放宁铮回东北主政，并提出“若无作为抗战推行者的两位将军的‘鲁莽’，就没有今日全国欢庆的民族复兴节”。
这句话也许瞬间让江提高了警惕。
随后，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杂志比如《文汇周报》、《中外春秋》、《七日谈》等纷纷刊文，要求让宁铮率兵回东北，并释放杨将军一家人。然而，虽舆情汹汹，终究是曲流云散，没了下文。宁铮的心思也渐渐沉淀下来，终于又恢复如初。
奉九对他说：“‘无欲则刚’，我们不求他。”
宁铮笑了，说太太说的是，无欲无求，看他还能做什么文章。
一九四六年元月，宁铮接受召唤，到黄山官邸与江委员长密谈。
“抗战业已结束，但你也看得出，跟中共的战争即将开始。这次的谈判不过是个缓兵之计。最近，国内舆论呼声很高，要求你回去主政东北。但我倒是希望你可以统帅一支军队，将已扎根东北的中共驱逐出去，怎么样，做得到么？”
宁铮眉头深锁，好半天才抬头坦然看向面前这个算计了一辈子的当前中国最高统帅——抗战胜利后，他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顶峰，正是志得意满之际，“做不到。我还是那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哼哼，这么多年过去了，端纳变了，离开了中国；张文白变了，李德邻变了，他们越来越倾向共党。只有你宁瑞卿，愚且真，还是一根筋。行，不敷衍，这也正是你的优点。我听你的。那么，我希望你离开中国，去欧洲、美国……随你，总之，不要在此地，我不希望他们挟你以号令诸侯。”
宁铮毫不意外地听到了这句话，如果他真的接受了江的要求，那他才会大惊失色，继而敷衍搪塞，直到自己明确拒绝。
其实江的意思，却是害怕已分崩离析的东北军在他的号召下再次集结起来，与中共合作，从而阻碍他的内战大计。
“还有，万一……你要答应我，永远不要跟中共合作。别忘了，这是你欠我的。”
宁铮早就料到：“那杨钟祥呢？委座可以释放他了么？”
江勃然变色，“你还敢提他？！要不是他，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决心反我？！他死不足惜，罪有应得！”
宁铮能做的，真的很少。他与江冷淡地握手告别，终生未再相见。
据说，晚年在台湾的江曾非常后悔没有把宁铮送回东北主政，也许，那时的情形又完全不同——他的彻底溃败，是从丢失了东北开始的。但以他的心性，又怎么可能做得出来如此大方之举？也许，这样心胸、格局、眼界的人，命中注定无法主政万里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