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若华听后心中一惊，不是因为这个题目太大，她回答不上来，而是因为这个题目是朝中如今最热门的话题。前段时间，朝中崇尚法家的朝臣提出要重修律例，让天正帝崇尚依法治国。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这些尚法的人隐隐有排斥儒家以德治国的意思，甚至用起晋代葛洪的话，这位是历史上极力主张刑罚之治的人。朝臣中有人引用他的那句“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 御世之辔策 。”，此话一出，引起了朝中儒者的群愤，群起而攻之。
儒家向来以德治国，讲究德治，而法家讲究法治，本来两家的理念就不合，如此一来，两者的矛盾彻底被激化，如今朝堂上正为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争论不休呢。
这可是今年最热门的话题，有人甚至押题今年的秋闱或者是明年的春闱就考此题呢。
“既然师父问策，那纯安就斗胆说说自己的看法。”陆若华对着萧太傅和晋王行了一礼后，直言道：“周公鉴于殷商的灭亡，提出了敬天保民的主张，认为应当施行德政。‘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可见《周书》一书中对于周朝奉行德治的主张，也开启了德治的先河。”
“孔子尚周礼，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将人治和德治结合寄来，认为只有君主的贤明，才能推动国家的治理。儒家的德治主要着眼于统治之术和治民之策，认为必须是有德之人才能执政。”
“可是儒家只是推崇德治，并没有放弃法治。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只是更多的将德治临驾于法治之上。在更多的儒家人心目中，‘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这是在强调，必须是有德行的人执法用法，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儒家虽然推行德治，但是并不排斥法治，只是不**治与德治相提并论，让德治高于法治。纯安觉得若是有儒家之人不同意施行律法，就应当回去再读读圣贤之书。”
萧太傅听后，却是笑了，“你能看明白，可是有的人却是看不明白，自以为自己读了几年的书，就能读懂圣贤理论了，实在是荒谬。他们很多都是在曲解圣人的意思，你今天的这几句见解，倒是没有废了我这些天的功夫。若是你像他们一样曲解圣人之语，我就要好好罚你了。”
“说完了儒家，那法家呢？”晋王黑黝黝地双眸发亮一般，看着面前的女孩，“刚才听了纯安对儒家的点评，实在是大善，不只是纯安对于法家之论怎么看？”
“法也，刑也。自齐桓公时的管仲起，便开启了法治的先河。管仲认为，法度建立，就不可巧以作伪，权衡立，就不能欺以轻重，故国家最重要的就是立法度。管仲凭借对法的崇尚，帮助齐恒公成就霸业。而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立法者，莫过于商君，商君认为‘法任而国治矣’。直到了韩非子，法家的思想趋向成熟，但是韩非子也将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
“他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可见，在韩非子看来，人本身的善良是很少的，正像天下少有自直之箭和自圆之木一样，所以治国一定不能依靠人治，德治，要远智能，束以法度。”
“自韩非子之后，法家的杰出代表也有不少。法能约束人的言行，一个国家必然要设立律法。法能强国，从管仲到商鞅，法家人扶持了一代又一代强大的国家，所以，法家的作用不用我说，师父和晋王也能够明白。”
“法能强国，一个强大的国家成立不然离不开一部完整的律法，只有依法治国，天下才有公公正可言。天下百姓才能依照律法，有伸冤的希望。所以，在纯安看来，律法必然要修。”
“如此说来，你偏向法家？”萧太傅问道，他倒是没有想到自己身为一代大儒，所收的唯一的女弟子居然崇尚法家。
陆若华却是摇了摇头，继续道：“我并不偏向哪一家。德治和法治都有利有弊。”
萧太傅有些惊讶，好奇地问道：“这怎么说？”
“德治的优点在于强调君王的道德修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帝王自身是不是注重道德修养，对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如今宗法盛行的情况下，‘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强调君王自身下修养更具有重要意义，无可非议。”
“但是德政的弊病也是明显的，很多时候都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有贤德的人当政，当然盛世清明，百姓安生，但是一个国家很难保证它的君王都是圣贤君子，前朝暴君的事例屡见不鲜，一旦君王是暴虐之人，政由己出，国家马上就会变得浑浊不堪。甚至每位君王的继位都会对政令做出一定的改变和震荡，”
“特别是在战乱的时候，如何寻求国家的重新建立才是第一需求，这时候首先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德治在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反而法治有着明显的作用。所以，战乱时期的人往往都崇尚法治，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和诸葛亮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