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命根子再造术的手术原理就是那样，余秋也相信日本大夫的手术水平并不差。论起开刀的精细程度，日本大夫也是全世界数得上号的。
那位母亲却拼命的摇头，为难的说出了自己的窘迫。
翻译在旁边心不甘情不愿的转达着她的意思：“她儿子现在仇视日本社会，根本不愿意日本医生给他做任何治疗。当初他失血差点儿死掉，醒过来之后反而嫌弃先前的女友多事，他不愿意接受这些肮脏的帮助。”
余秋婷的眼皮子直跳，感觉这孩子可真是够不知好歹的，人家救了他还要被他嫌弃。实在可以说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算了，这个手术她更加不能插手，万一有什么不好，哦不，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被嫌弃，身体是患者自己的，他愿意怎样就怎样，旁人真的没办法插手，包括他父母在内。
翻译将代表团的意思转达了过去，余秋就看着那位母亲不停地掉眼泪。
日本人好像不习惯于在公共场合哭出声音来，可是那眼泪簌簌往下淌，也叫余秋瞧着心酸，她甚至不敢再将视线挪过去，有种无言以对的感觉。
双方擦肩而过，所有人都没有开口说话。
站在医生的角度，他们肯定对这位母亲充满了同情，抱怨孩子真的太不懂事，可是现在的意识形态又决定了他们不应该对于格命者的行为有任何指责。
他在遵循主席思想，他是主席的信徒，他们指责他的行为是不是在指责主席不对呢？
不过说实在的，余秋觉得主席背不起这个锅。
主席没有要求自己的信徒自杀，更加不会让追随者挥刀自宫啊。格命的热情燃烧错的地方，那可真是还没有开始战斗，先将自己烧得灰飞烟灭。
一个下午的参观时间里，余秋的主要精神都集中在医院的胃镜检查上。
直接点儿讲，她想弄一整套日本医院的病历表格回去。日本病例字少，出了名的少，加在一起就几百个字，但里头的内容却是面面俱到。因为他们的表格做的详细，关键点一个不漏。医生只需要勾勾叉叉就可以，不需要成天待在电脑前做打字员。
这样系统完善的表格大大节约了医患双方的时间，也有力的降低了纠纷发生的概念。
余秋穿越前所在的省人医胃镜室主任当初是在日本进修的胃镜技术，回国以后始终对于日本的病历表格念念不忘，认为就凭他们的表格，也能日本人提出五年内消灭胃癌不是天方夜谭。
因为从制度上，人家就将时间都花在了病人身上，人家早期胃癌发现率实在太高了。胃镜做的仔细，花费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多，所以问题很难被忽略掉。
跟日本的胃镜检查比起来，他每次都觉得对不起国内的患者，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就那么几分钟，要怎么仔细观察呀？
余秋直接跟翻译说了要求，日本方面倒是很大方，立刻就满足了她的需求，拿了一整套的病历表格过来。
余秋迫不及待地翻看。
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野心，那么对于病历的改革或者说明确病历模式是身心妄想的地方。只要干过临床一线医生，就知道病历究竟有多折磨人了。
她可以直言不讳地说，除了搞科研写论文以及开刀之外，她剩下的时间有2/3的时间花费在病历上，1/3的时间才能分给病人。
可实际上对于病人而言，你就是把病历写成传世美文，对她来说也毫无意义呀。你多看两眼病人给病人带来的安慰作用，都比埋头写出一整套病历强。
但是半个世纪后的国内医疗环境就完全不允许这样，为了能够上台打官司的时候不被对方揪到小辫子，病历那都是要写成山的。
可是某些事情都是多做多错，你要写那么多病历，最后结果就是模板套模板，反而错误更多。
病案室的人检查得秃了头，错误一大堆，临床医生恨不得跟对方拼命。写个屁病历，他们哪有空写病历。矛盾都是内部自己造成的，内耗先让他们筋疲力尽。
有些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从一开始上头就没想做，直接将矛盾责任转嫁给下面，于是越走远弯，到后面就成了四不像。
余秋还没有看完手上的一套病历表格呢，前面传来了呼喊的声音。
那位格命者又开始挥舞着旗帜，拼命朝他们的方向呐喊。不知道他究竟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堵在中国代表团前进的道路上，要求他们代为引荐，他要亲自去见主席。
他的母亲在旁边拼命地拉着儿子，已经羞愧的恨不得要钻到地洞里头去，可惜无济于事。
情急之下，这位母亲朝着儿子大声喊了一句什么，然后那格命者如遭雷击一般，连手中挥舞的旗子都忘掉了，就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嘴里头反复念叨着：“真的吗？”
余秋因为一边走一边看表格，所以跟大部队之间稍稍有些脱离，就成了他目光主要注视的对象，叫着人的眼神吓了一跳。
她满头雾水，她哪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呀。
那位母亲泪流满面，一个劲儿的点头。
格命者又重复了一句：“你们真的是主席派来给我开刀的吗？主席知道我，西君帮我把信传递过去了!”
他整个人颤抖起来，突然间跪在地上，两只手高高地往上升起，嘴里头大声喊着：“主席万岁，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