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存心想留作纪念还是什么的，纯粹是现在物资太过于紧缺，什么东西都被当成宝贝留下来用。余秋还见过用人拿农药瓶子盛煤油，更有甚者还拿德国原装铝罐改造成饭盒装饭吃。
她去田里头给人送凉茶的时候看到了，差点儿魂都吓飞了。她坚持说这铝罐装过剧毒农药，不说深埋也绝对不能装食物。
结果农民跟没事人一样，只反复强调洗干净咯，没关系。死活不肯放弃难得的铝饭盒。
她能说什么呢。
还有人将铝罐改成汆子装在柴灶的铁锅边上，就着烧饭的余火滚开水。这种新型汆子轻巧容量大还省柴火，相当受欢迎。
何东胜留下的尼龙口袋同样是不浪费，每年都基本上被拿来装种粮。六队的社员们坚信种子在尿素袋子里头装过了，长出来的庄稼都要比旁处茂盛些。
尼龙口袋不大，最后只勉强贴了木箱子的两面，算是半网半箱地凑合着用了。
何东胜将蚂蟥放了一半进网箱，然后拿长毛竹架着，好叫网箱半浮在水中，尽可能让蚂蟥呼吸到新鲜空气。
余秋疑惑地看着他：“为什么不在网箱上面一圈放泡沫呢？钓鱼的线上不都还穿着浮子吗？这样它不就能自己浮在水上了么。”
何东胜一愣，旋即哈哈大笑。他伸手想拍小赤脚医生，夸一句“真有你的”时，不小心对上小秋大夫不悦的抗拒神色。
生产队长赶紧收回手，直接竖起大拇指称赞：“这主意不错，我去弄点儿泡沫过来。”
毫无疑问，泡沫的来源地仍旧是修桥队。负责看管的工人师傅已经彻底没脾气。这杨树湾的年轻人怎么这样？什么东西都能被他们当成宝贝。
何东胜放下了网箱，又去大沟淌了螺蛳回来丢进去给蚂蟥当饲料。一直忙碌到胡奶奶择菜准备烧饭，他才歇手。
胡奶奶招呼他留下来吃午饭他也不肯，他得趁着午饭前赶紧拿软泡沫给稻田设好防护网。
下午他还得跑一趟白子乡公社，去拿定好的草鱼鱼苗。鸭苗也得赶紧领回来了，不然大暑天更热，小鸭子说不定会闷死掉。
胡杨好不容易忙完手头的账，从大队赶回来，兴冲冲地准备试验他的太阳灶。见何东胜要走人，他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不喝太阳灶煮出来的茶了？”
何东胜笑：“我可不等着，我先下趟田再说。不然水晓得水什么时候烧开啊。”
胡杨点点头：“行，你先去，回头我把水烧上，就过去找你。”
说着，他兴冲冲地将手里头的包裹塞给余秋，“你跟田雨的，尼龙袜。保准不跟棉线袜子一样，直接垮在脚上。”
余秋眼皮子微跳，迟疑地重复了一遍：“尼龙袜？”
“对啊。”胡杨已经拿出了他的太阳能灶，往托盘上放铝罐水壶，“我妈给我们寄的，昨天就到了，结果给我放大队部了。”
他转过头催促余秋，“你先选。没事的，这个就是用工业券，我们一人一双。”
余秋眼皮子跳得更加厉害了。妈呀，买双尼龙袜子还要工业券？那泡在水里头的尼龙口袋到底能做多少双袜子啊。
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何东胜。
生产队长笑得眉毛眼睛都往下弯。他朝胡杨挥挥手：“行啊，我看看我们把田都收拾好了，你的凉茶能不能煮开。”
作者有话要说： 下面是关于当时化肥问题的资料：
据从德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美国解密文件第807号情报记录披露，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府，决心解决粮食问题，出台了重大的农业发展计划，这使得化肥进口量迅速增长。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中国农业虽然受到“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仅就氮肥来说，中国的进口数量从1964年的40万吨增长到1965年的50万吨，到1967年可能增长到94万吨。当时主要的进口对象是欧洲和日本。中国还利用两者的商业竞争关系打破了商业垄断。日本虽然1972年9月才跟中国正式建交，但在此之前已有贸易往来。
早在1962年10月，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率团访华时，中国贸易代表廖承志就与他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从1963—1967年，平均年贸易额每方各为3600万英镑(当时1英镑约合人民币6.89元)，双方还指定了政治方面的联系人廖承志和松村谦三。
该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开始了关于化肥合同的具体协商。中方随后披露了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交易，并要求日本化肥工业满足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价格，并要求日本在1966年12月20日前给答复。
日本建议卖给中国60万吨氮肥或一定数量的硫化氨(每吨46美元)。但中国不断压价，协商的最终结果是中国从日本那里买了150万吨硫化氨，价格与欧洲复合肥协会的一致——每吨34美元。
日本在这场交易中不得不让步了，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化肥工业会被踢出中国市场。这样，中国就节省了6600万美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西欧和日本对世界化肥市场的垄断，为中国自主的化肥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
该解密档案还写到，尽管在贸易上对中国有利，但中国政府还是在政治上继续批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对中国不甚友好的政策，并措辞严厉地表示日本应该更相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