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落到眼下这一步，光脚不怕穿鞋的，阮太太已经无所畏惧，便毫不客气：“我们当然要请律师。你们讲公产党的政府讲法律讲道理，那我们倒是要看看究竟讲到哪一步？”
要闹大的话，那就彻底闹大了。公产党的政府穷得叮当响，不然为什么要留下他们啊？目的就是一个钱字。她就不相信公产党政府会做绝了。真要搞到那份上，她看谁还敢过来搞投资。哪是做生意呀？分明就是送人头。不就是有点小嗜好嘛，又没花他们的钱，他们急什么？她家又不是养不起一个嫡子。
何东胜脸上的表情不变：“你当然可以看到，我们人证物证俱全，依法办事。收买证人做伪证也是违法的，希望你清楚。”
郭博士的妻子立刻变了脸色，认真地强调：“解放军同志，你不要误会。我家是绝对不可能做昧良心的事情的。谁不是娘生父母养的。她儿子是人，人家姑娘就不是人吗？被欺骗，做了错事已经很可怜了，现在还要往她头上泼脏水，也太欺负人了吧。我们绝对不会胡说八道的。”
何东胜脸上微微显出了点儿笑意：“这就好，不然因为做伪证蹲大牢，那实在没必要。”
他眼睛看向阮太太，“实不相瞒，除了当时在场的那么多人证之外，我们还有确凿的物证。我劝你还是不要误入歧途，随意拉人下水。这样既救不了你儿子，还会害了其他人。”
第510章 他们都想做结扎（捉虫）
阮太太以一种母兽的执着，在外头奔波行走。
光是找律师的事情，就足够让她焦头烂额。她原本想从香港延请大律师，但不幸的是，香港的律师并不熟悉大陆的法律。所以一番周折下来，功成名就的大律师决心爱惜羽毛，不轻易趟这趟浑水。免得到时候丢了面子是小事，没了性命是大事。
红色中国在大部分人眼中是与法律无关的，因为法治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迫害。行政命令代替了法律的意义，所有规则的执行带有强大的弹性。
阮太太被迫退而求其次，开始在岛上寻找律师。
悲惨的是，即便她带着嫌弃的心想同大陆律师合作，现在大陆根本就没有从事专业律师工作的人。司法部之前都已经撤销那么多年了，律师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所以即便有法律工作者也没办法，阮太太短时间内找到他们也没有门路。
余秋甚至怀疑，就算有先前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此刻也绝对不会冒出头来。开玩笑，跟政府打官司，还是帮华侨，这可是涉及到一个政治站位问题。
哪个发疯，冒这个险？经历过动乱纷争饱受劈斗折磨的人，最擅长的就是远离可能会将自己拉入漩涡的纷争。
这是生存与死亡中锻炼出来的直觉，就像上过战场的老兵对于危险无比敏锐一般。
两条路都受到了阻拦，阮太太改变思路，决定就在华侨人群当中寻找。一同撤上海南岛的人群结构极为复杂，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然不缺乏颇有成就的律师。
大家同根同源，今天她儿子的遭遇就是明天众人将要面临的未来。假如这个时候他们不团结一致的话，他们就成了被拔掉牙齿跟爪子的老虎，由着公产党政府为所欲为。
今天公产党可以找到这个理由来整治人，明天他们就能够寻找另外一个借口找出问题来。反正规则掌握在他们手里头，他们想怎么盘剥就怎么盘剥。
不晓得是阮太太开出的酬劳实在令人满意还是她的话确实引起了法律工作者的警觉，反正在忙碌了个把月之后，终于有人愿意接手阮书俊的辩护工作。
那位律师过来办手续的时候，颇为认真地同特地前来接待的廖组长强调：“我没有挑战贵政府权威的意思，但我想说天赋人权，不管是在什么国家地区在任何时代，犯罪嫌疑人都有权替自己辩护。即便是腐朽落后的封建王朝，统治者也不应当剥夺人说话的权利。”
廖组长笑容可掬：“当然，我们欢迎法律工作者加入到我们的法制建设工作中来。时代在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规范化起来，法律是根本，自然一切要依法办事。”
老廖同志的确没有利用行政权力故意刁难阮家延请的律师，相反的无论是检察院还是公安局都客客气气的，相当配合律师的工作。
因为这个，阮太太愈发笃定公产党的政府就是想玩滑头，想要趁机从他们家敲出一大笔钱。所以现在才释放出和气好讲话的讯号，暗示他们家赶紧掏钱解决问题。
这种打一巴掌给颗甜枣的策略，天底下的当权者都是一个德性。当官的装模作样，又当又立，明明是靠着他们这些生意人，吃香的喝辣的，却偏偏要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德行，可真叫人作呕。
然而恶心归恶心，不屑归不屑，为着唯一的宝贝疙瘩蛋，阮太太还是得强忍下个人情绪，硬着头皮找上门去。金条还是美金，只要对方开个价，她一定会想办法满足。
她儿子就是西毒而已，又没做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没必要搞得这么喊打喊杀的。坐牢可以，打鞭子就不必了，她儿子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不可以打鞭子的。等坐上一段时间的牢，她儿子再出来治病就行了。
阮太太想的倒是挺好，可惜廖组长没有给她发挥的机会，直接客客气气将人请了出来。出门的时候，阮太太才回过神，感觉自己犯蠢，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摆在台面上说就应该悄悄地把东西送过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