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嘴里头喊了一声“走咯”，脊背就弓得跟煮熟的虾子一样，连单薄的肩胛骨都显出了清晰的轮廓。
他正奋力朝前蹬，两条芦柴棒子似的细腿一上一下，死命骑着那车往前走。
他实在太过于瘦弱了，纵然拼尽了全力，那车子也走得无比艰难。
余秋忍无可忍，骂了一句：“这家的大人怎么这样？”
好意思的喽，大人跟个老爷似的，反而让小孩当小长工骑着车推他走。
“人家付了钱的。”何东胜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化，“糖纸里头装的是两分钱，这是将行李从渡船运到岸上的费用。这个人付了钱叫人力车，难不成让他骑车带着车夫？”
余秋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失声叫出来：“这小孩是车夫？”
她感觉世界都混乱了，这么小的孩子看着最多就是小学生，居然出来当车夫。
“他家的大人呢？”话一说出口，余秋就猛然回过神来，现在根本不允许人力车存在。哪家的大人敢出来骑人力车。
大人不敢做的事情，就让小孩去做吗？难不成现在也有未成年人保护法？
何东胜从口袋里头摸出个莲蓬，慢条斯理地剥出了莲子，然后又去掉青绿色的壳子，这才将白白的莲子放进口中，像是品尝什么珍馐佳肴一样咀嚼着。
他的声音沾上了莲子的清香，带着股儿淡淡的涩：“因为只有孩子，才不会被抓。”
其实并不是说谁公开允许小孩子做这种运送客人的生意。只是这的确有市场需求，大人去做会被抓，小孩子做的话，红未兵跟街上管事的人看到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稀里糊涂成了法外之地，反而是家中收入的重要来源。
何东胜轻轻地叹气：“他们要养活一家人啊。”
不是所有的城镇居民都有铁饭碗，每个月都能拿到固定工资。
有很多家庭，可能家里头只有一两个人挣工资。他们拿的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大家子。
不让老百姓想办法，找门路挣钱的话，就只能活生生地饿死他们。
但即便是饿死，也不敢有任何人质疑政策的。
这时候就要碰运气，看自己到底是在谁的管辖范围内。
心黑手狠的地方领导就死命揪着不放。反正他们自己食品特供，有专门的农场为他们服务，永远短不了他们的衣食。再说死了的老百姓也是光荣的革命人，怎么可以说亏。
有心软，人性未泯的领导，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政策的擦边球，只要上头不盯着抓，他们就当做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
余秋看着那小孩高高弓起脊背，艰难地骑着三轮车，慢慢地驶出了她的视野。
“不用看了。”何东胜的声音轻飘飘的，总落不到实处一样，“整个渡口都是小孩子卖力气。车站的情况也差不多。”
余秋说不出话来，有一股气从她的身体深处往上冲，顶着她的胃，冲击着她的喉咙，最后重重地砸在她的鼻梁骨上。
她鼻子发酸，她止不住眼泪，她想咆哮。
这操蛋的世界，这把人往死路上逼的世界。
为了自己的想当然，到底要付出多少条人命才心满意足，为了自己的政绩，要无视多少人的死亡。
踩着多少人的尸体往上爬，泯灭了人性的畜生!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法制，领导指示高于一切，那人民就永远毫无尊严可言。
法律的意义是什么？法律才是人民真正的保护伞。
没有法律的地方，有太多的说不得，太多的荒谬与可笑。
她记得以前医院组织他们看《吴仁宝》，江阴华西村当年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常年接受各路领导检查。
事实上白天他们迎接检查，晚上天一黑，他们就偷偷摸摸地搞小五金加工，这才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人人都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时刻做好了被抓到就要木仓毙的思想准备。
能怎么办？土地贫瘠，本来就种不出什么东西。
穷则思变，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谁要抱着指示不放，谁就等着饿死。把人逼急了，人就不怕死。
何东胜在边上，声音轻飘飘的：“县里头下给公社的征购粮任务一两都没少。不出来挣饭吃的话，很快就会断粮。”
余秋难以置信：“我们今年遭了灾荒啊？”
何东胜似笑非笑：“已经很好了，又没要求亩产1万斤。那才真要饿死人呢。”
余秋找不到话，只能讷讷道：“我们不是还在水面种了稻子吗？”
何东胜微笑：“等不到稻子熟，大米白面最多只能撑完这个月。书记已经安排人去山里头换山芋了。后面掺着玉米面一块儿吃。”
总不能空着手去换山芋，没有大米白面的话，那就只能拿钱。
余秋小声念叨了一句：“山芋胀气，对胃不好。”
她在村里头给乡亲体检时就发现了，约莫三分之一的人都有胃病表现。生病的原因也简单，是饿出来的。
何东胜转过头，看着她笑：“好，我们想办法多弄点儿芋头回去。这个养胃。”
余秋赶紧摆手：“我是说，可以将山芋加工成粉丝跟粉条，这样吃了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