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走进手术室，给她做了刮宮，确实是葡萄胎。
一年后，病人再次入院。这一次是葡萄胎恶性病变，诊断是绒癌。手术切除子宮，是当时唯一的治疗方法。手术以后一段时间，病人继续留在医院恢复身体。一天中午，她和往常一样，正在与同室的病友打扑克，只听她突然一声惨叫，口吐鲜血，当即气绝身亡。
女医生死于绒癌肺转移，肺动脉破裂大出血。
宋教授告诉我们，不久又有一位女病人，死于同样的病。她的年纪更轻，只有26岁。
50年代初期，学术问题上“一边倒”，只有前苏联的学术观点才是“正确”的，弄得谁也不敢看英文书刊。
一个又一个绒癌病人相继死去，一次又一次刺痛着宋鸿钊教授的良心。他想在攻克绒癌上有所作为。但是，当时国外有一位病理学专家曾经断言：“癌症治不好，治好的都不是癌。”宋大夫平静地对我们说：“我只想到如何挽救病人的生命，却没有想到今日的荣耀。”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1955年的时候，由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领导上安排宋大夫去搞“药物流产”的科研工作。他首先从中草药里筛选，挑选那些中医典籍中或是民间验方中认为孕妇不能使用的药物，用在怀孕的小白鼠上。后来，又从西药中筛选，用抗癌药物做实验。结果找到了几种有效的药物，可以造成孕鼠流产。经过病理解剖。他发现孕鼠流产，是由于药物破坏了胎盘上的滋养层细胞。滋养层是胎儿的“后勤部”，切断了“供给线”，只能胎死腹中。但是药物有副作用，毒性大，用于孕妇流产不安全。考虑到绒癌是胎盘滋养细胞发生恶变的恶性肿瘤，用这些药治疗绒癌也许有效，但是他不敢立即尝试。
一直到了1958年，“大越进”时代。医学科学院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雄伟”口号。宋大夫抓住这个良机，正式向医院领导提出了研究药物治疗绒癌的科研课题。获准以后，立即进入了临床试验。
开始阶段。采用中药紫草根，虽然有一定疗效，但是效果不能持久，停药以后病情还会恶化，因此初试失败了。于是又采用一种抗癌药物6－巯基嘌呤(简称6－mp)，它原来是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可以使病人的生命延长几个月，过去从来没有人用它治疗绒癌。宋教授大胆地将6－mp引入绒癌的治疗，最初几例病人疗效不佳。由于绒癌转移很迅速，病人在发病短期内死亡。尸体解剖后发现，胎盘的滋养细胞被药物大批杀灭，说明药物确实有效果，只是用药剂量和方法需要继续摸索。
继续试验的成果非常喜人。早期绒癌治愈了。但是已经发生转移的晚期病人，却未能等到疗程结束，便匆匆离开人世。治愈率虽然并不理想，但是宋鸿钏教授率先闯进了“禁区”，他用事实向世人宣布：绒癌是可以治愈的，从而结束了“癌不可治”的神话。
宋大夫的脚步并束停止。他经过长期认真观察，注意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又推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即在短期中加大用药剂量，用缩短疗程与死神争夺时间。这一个方案再次获得了成功，使已经有肺、脑等其他脏器转移的晚期绒癌病人，也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处逢生。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政治运动迭出的年代。宋教授虽然巧妙地抓住了科研的时机，却同时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说到此处，宋老幽默地说。他是一名“老运动员”，每逢政治运动来临，他都是首当其，中，遭受莫名其妙的“劈判”。
然而，宋老矢志不渝。1963年，他又开始采用另外一种化疗药物――5－氟脲嘧啶(简称5-fu)治疗绒癌病人，效果明显优于6－mp。在治疗病人过程中，他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改进给药途径，调整药物剂量，终于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治疗方案，一直延用至今，并且在世界各国获得了推广使用。
科学进步并没有止境，宋老的研究工作也没有穷期。采用化疗药物治疗绒癌，虽然保住了病人的生命，但是最终还是要切除病人的子宮。宋老说，切除子宮便剥夺了女性珍贵的生殖权利。有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因为患上绒癌切除了子宮，酿成婚姻危机，病人一度轻生。所以，宋教授又酝酿出新的设想，即采取单纯的化疗方法，以保留病人的子宮。
这项课题一经提出，便在医学界激起轩然大波。一些专家认为，抗癌药物有使细胞致畸的作用。生下的子代，甚至第三代，是否潜在致癌的危险?还有的专家认为，绒癌的原发部位在子宮，若不“斩草除根”，终是后患。面对学术上的争议，宋教授以科学实验予以回答。通过仔细研究，发现病人停止化疗后，卵巢可以恢复正常排卵功能，子宫也可以完好如初。于是。这项科研工作又继续进行下去，绒癌病人不再切除子宮。不久，这些病人中陆续有人怀孕育子。
宋大夫欣慰地告诉我们，二三十年来，经过他治疗的绒癌病人，有400多个孩子诞生。不仅如此，第三代的孩子也有80多个，最大的孩子都几岁了。他说，“我也没有想到能活得这么久，看见了这么多孩子。”这些两代的孩子，都健康地发育成长，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老人说到这里，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