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母亲是因为难受，她浑身都痛。
孩子的父亲是没胃口，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妻子求诊的经历：“大夫说太晚了，刀没办法开，开刀说不定就在台上没了。刀开完了搞不好也没用，癌细胞到处都是，没办法的。开了刀得吃药，吃了药能不能好？不晓得。很可能花了大代价你也好不了，鸡飞蛋打，人受罪，钱也花的吃不消。”
那男人眼睛木木的，“我不怕花钱，没钱我想办法挣，反正我活一天就不会赖这个帐。我就想我老婆活下去，我们有三个娃娃，娃娃才这点儿大。我老婆还不到30岁，怎么就得这个病了呢？”
余秋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理论角度上卵巢癌好发于40岁到70岁的女性，但是临床上的确也有很多年轻患者。
她见过患了卵巢癌的大学女教师，32岁的博士，刚评上副高职称，体检的时候偶然发现Ca125升高，由于她一直有痛经，原本以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因为想要备孕，她才入院准备剥除巧克力囊肿，结果术中发现卵巢形态有异，送了快速冰冻考虑是卵巢癌。再行术中探查，发现已经扩散。
后来她切除了双侧卵巢、输卵管、子宫、阑尾、大网膜，做了淋巴结清扫，术后又上了六次化疗，调整了两回方案，复查却发现了肠系膜、腹膜又出现肿瘤，双侧胸腔积液，淋巴转移。
最后她丈夫做主卖了市中心的两套房子，辞去了公司高管的职务，带着她去美国看病，但是最终她也没有撑过两年。
后来有一次余秋偶然去公墓看望一位老师，瞧见她丈夫坐在妻子的墓前发呆，那个意气风发的精英男人跟老了10岁一样，整个人都憔悴的不成样子。
从发现疾病开始，他们就在积极进行治疗，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最终的结果却是人财两空。
余秋甚至不知道那抢回来的不到两年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因为她见过病人，因为严重的化疗副作用整个人都已经不成样子了。
到生命最后的时刻，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完全依靠机器跟管子维持生命，而且是不知道能持续多久的生命。
那位大学老师就曾经跟余秋说过一句话，她感觉自己已经毫无尊严了，感受不到生活的尊严。因为她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余秋看着面前忧心忡忡的男人，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安慰他跟他的妻子以及孩子。
卵巢癌的治疗进展可以说相当不理想，因为很容易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她穿越之前看到的一组数据显示，国内近10年卵巢癌5年生存率只提高了0.4%。
这个数据，用他们搞妇科肿瘤的教授话来说，感觉非常痛心。
余教授开了口：“三个孩子？那还有个孩子在哪儿？在家里吗？”
老实说，大人看病拖着孩子，真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因为看病这件事情耗时耗力耗神，大人根本分不出来精力照顾孩子。
如果家里有其他人在的话，其实应该将孩子托付给其他人照顾。
“我在这里。”
门口响起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一个看上去应该是年纪最大的女孩儿，也不过六七岁，小心翼翼地开了口，“我去抓知了猴了。”
余秋立刻反应过来，这个小姑娘是去挣一家人的口粮了。
本地人的习惯，抓知了猴猴是小孩的事情，大人就是馋也不会伸这个手，不然会叫人笑话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概是入夏之后来卫生院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承受不起治疗费，甚至没办法吃上饭的也随之增多。
陪伴的家属当中，大人会想办法从公社接各种各样的手工活来补贴费用，小孩子做不了这些事情，看到红星公社的小孩用胶布缠在树上抓知了猴便也跟着去。
这个办法从杨树湾传出来之后，红星公社的小孩基本上都会用了。
河岸边的树就那么多，时间久了，双方当然产生矛盾，听说好像还打了一架。
可不知道究竟是不打不相识，还是红星公社的人本来就心软，这些孩子居然形成了默契。
靠近卫生院的河岸边的柳树就归病人家的小孩捉。红星公社本地的孩子反而会去后面的山坡旁抓知了猴。
反正夏天知了多的是，根本就不怕没得捉。
抓到了知了猴就送去供销社，然后郝红梅委托司机卖到县里头的中药店，顺带着跑趟腿的事情，他们也不收中间差价。
这个小姑娘大概就是听了热心人的话，去逮知了猴了。
她走到桌子旁边，摊开手心，将几张毛票推到母亲面前，认真地强调：“妈妈，你看病，我挣钱给你看病。”
倍受病痛折磨的女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伸出手摸女儿的脑袋。
孩子的父亲则扭过头，余秋看到灯光下，他面上反射着晶莹的光芒。其实食堂窗户开着，有串风，挺凉快的，出不了汗，那是泪。
余教授立刻催促他们把面条吃了，等吃完饭再说正经事。
余秋也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好主意，因为在2019年晚期卵巢癌的治疗指南首选方案仍然尽量手术治疗。手术应该以最大限度的减瘤为主要原则，所以称为肿瘤细胞减灭术。术后再辅助化疗。
“我的治疗办法跟你们听专家说的差不多。我只能说，规范的治疗有可能实现延长生命或长期带瘤生存。但是我们要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这个病的发展的确不太好。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以保持病人的生存质量为最主要的目的，医生也反对不顾生存质量的过度治疗，姑息治疗占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