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垣几乎向来家里的每个女人都出示过顾桢的诊断证书，让她们离他父亲远点儿。而这些女人无一例外地都会拿他的话去和顾桢对质，顾桢并不觉得自己有病，相反把确诊他有病的医生骂成是庸医，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把他当病人，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拿着诊断书让女人们离开他时，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这个长相肖似前妻的儿子每每都能激发他性格里最残暴的那一部分。
虽然那些女人都是他父亲的受害者，但并不妨碍顾垣觉得她们愚蠢，有时他甚至觉得把父亲推向这些愚蠢的女人是个不错的办法，至少这些人可以为他分担一些火力。
而当下一个愚蠢的女人准备入驻他家时，顾垣依然会初具他父亲的诊断书。
他毁掉了顾桢拥有短暂幸福的所有可能。
作为对他的反击，顾桢还给了他一些抹不掉的疤。
躁狂期同样旺盛的还有顾桢的购物欲，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会给自己买一堆东西，但买来就堆着也不用，他除了给自己买，偶尔也会给儿子买，在九十年代末，他会发五千块钱给儿子买一根萨克斯管，他也会给顾垣买最趁手的键盘，尽管敲击键盘的手还存留着他留下的伤口。
顾桢的薪资微薄，但平反后除房子之外还归还了一些古董家具，父子俩的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一旦日子揭不开锅，顾桢就会去变卖一些家当，等拿了钱，两人的窘境就会有所好转，然后无限循环。
到顾母来信时，家里的东西已经卖无可卖了，家里的房子还被顾桢拿去贷了款，当然还可以起诉银行，毕竟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做出的决定无效，但是如果真的因病申请无效，他俩的父子关系离断绝也就不远了。
顾垣那天一直不想回家，晚饭他在学校食堂吃的，四两米饭，还有两勺白菜，他的饭卡里只有这么些钱了，打饭的阿姨特意送了他一大勺土豆牛肉还有菠萝咕老肉，除了说谢谢，他也实在不知道什么。
吃完饭他一直在附近瞎逛，恰巧走到音乐厅，勃拉姆斯专场还有票在售，他买了最便宜的一档票，买完票他还剩一块钱，兜里的钱他本来打算充饭卡的，那是他未来半个月的饭费。他和父亲都不做饭，两人通常不在一起吃饭，除非顾垣打算在饭里掺药，才会买来饭一起吃。为了让父亲服药，顾垣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后来都不奏效，索性直接掺在药里水里，顾桢后来识破了，他又没免得了一顿毒打。
他拿父亲实在没办法了，当勃拉姆斯的摇篮曲奏响时，顾垣仍在考虑要不要放弃他的父亲。
他一直在等最后一个理由，他越来越清楚地明白，只要他回家，看到因被拒稿发病的父亲就会把理由给他。
他的座位音质本来就不好，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吵吵闹闹，叽叽喳喳地提问题，他的母亲又溺爱得紧，也不肯管教，后来干脆在音乐厅里进行起音乐科普来。这不守规则又其乐融融的母子实在让人恼火，中场休息时，顾垣实在没忍住让他们安静会儿，那家的妈妈却振振有词，“这么小的孩子，你就不能宽容些，你难道从小到大就一直这么懂事儿吗？”
顾垣小时候被父母带去音乐厅，倒是从不说话的。不过好男不跟女斗，顾垣也懒得跟她理论，索性去前面看看有没有空位。
恰巧看到一个孤独的小孩子在偷偷摸摸地吃东西，因为怕人看见，显得格外安静，但眼角眉梢都是笑，看起来吃得很开心。
到底是小孩子，光是吃糖就足够开心了，她不光自己吃糖高兴，还认为全天下的人有糖就会高兴，神神秘秘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让他悄摸摸地吃。
后来顾垣知道这小孩子的孤独是暂时的，散场后，他陪富小景等她妈妈。等她母亲过来牵她的手时，顾垣没打招呼就离开了，他不太喜欢看父母和孩子间的亲密场面，实在肉麻，让人忍不住起鸡皮疙瘩。
隔着一条街，顾垣看见他给富小景买的棉花糖被丢到了垃圾桶里。而后，他又看到那个穿着藏蓝色呢大衣的小孩儿趴到了半人多高的大垃圾桶，如果不是她母亲把她拎起来，她差点儿就要跳进去。
真是个小孩子，为了一个一块钱的棉花糖就连新买的衣服也不顾忌了。
那天他很晚才走到家里，他父亲抓住他骂期刊审稿人都是垃圾，搁在平常，为了安抚父亲的情绪，他或许会附和。但那天，他没有附和一个字，他很平静地讲述了要去美国找母亲的事情。顾桢冷笑，“你的抚养权在我手里。”顾垣依然很平静地回答，“但你是个不能完全自理的病人。”
顾桢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失控的，他不光举起了拳头，还举起了椅子，椅子很重，大概是之前没卖掉的漏网之鱼。
每当顾垣无法避免地回忆起那天，他就不得不去正视他当时的心理，某一瞬间，他不得不承认他其实在等待这一刻的发生。他很难不一次又一次地设想，如果他不去美国，留下来和父亲在一起，结果会不会好一些。
顾垣带着伤报了警，血从他的背部顺着裤子留到几十年前的地板上，当时的他甚至有点儿快意，他终于可以毫无愧疚地甩掉他父亲开始新生活了。
后来父亲从警局又转到了精神病院。去美国前，顾垣去精神病院看过父亲一次，那时顾桢因为用药显得有点儿呆滞，但他的神智是清醒的，他告诉顾垣，他卧室床底下的木头匣子里还藏着两根金条，钥匙在书房书桌从左数第三个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