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喜欢你。”合伙人对他道，声音不算轻。
“谁？”他明知故问，换来一声冷笑。
他其实早就注意她了。
过去几个月里，他无数次到这里来，每次都是坐在这个靠窗的卡座上。起初只是因为实地调研，后来连会也在这里开。他的跑车就停在门外不远的地方，卡座的仿大理石桌面上堆满了图纸和文件。
而她每天下午六点钟开始工作，从傍晚一直做到半夜打烊。起初，他以为她是来这里碰运气的女演员，有面试就去面试，没有就做女招待靠小费生活。虽然她戴眼镜，长得也不是很好看，只一头栗色卷发看着挺有趣，但这座城市里多的是这种做着明星梦的姑娘。
但很快，他就知道她不是。她每天来去都背着一个大书包，身上穿宽大的T恤和宽大的牛仔裤，外面再套一件男士工装外套，有时候顶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看起来简直像个流浪汉。他甚至觉得，她自己的衣服还不如那身女侍者的制服像样。
而且，只要夜里生意清淡，她便会在柜台后面看一些大部头的书。其中有几本，是他上学的时候也看过的。
在那几个月当中，他们经常是餐馆里留到最后的两个人，经常会有目光相遇的时刻。
只可惜他从来不是那种主动的类型，既是不愿意，也是没必要。而她，除去女侍者必须说的那几句，也没跟他多说过一句话。
他甚至觉得有些奇怪，猜她大概是害羞，但她看起来却又不是那种会害羞的类型。
要是换在从前，他说不定已经开口约她出去，吃一餐饭，再送点礼物，把这个不解之谜搞搞明白，然后继续安安心心地做他自己的事情。
但那段时间不凑巧，他满心只是想着怎么弄钱，无时无刻不动足了脑筋，考虑怎样周转才能把所有必不可少的开支应付过去，尤其是那一大笔银行贷款的偿还不会断档。
要是换在从前，他根本不会觉得那个数字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就是听着此类数字长起来的，不管是小时候听着长辈对话，还是后来在华尔街。
但现在却不同了。
有时候，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些往事来，比如新生年第一次跟人闹分手，女朋友轻蔑地叫他trust fund baby，他还挺不服气。
后来从伯克利毕业，他跟着一个投资人在华尔街混迹，专做房地产方面的项目，第一宗交易就拿到两百万的分红，更觉得全世界都小看了自己。
而此时此刻，他抵押了公寓，卖掉了跑车，换了一辆灰不灰蓝不蓝的二手道奇停在街边的老位子上。所有的这些，连同他的信托基金，已经统统蒸发在马路对面那座霉坏的房子里。合伙人也告诉他，不会再投钱进去，是时候清场退出了。
直到此刻，他才开始觉得从前幼稚得可笑。剥脱了金钱的加持，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孤身一个人，面对着一座巨兽一般吞噬一切的建筑。
但也就是在那一天，她走到他的桌边，把一本红色仿皮革账单夹放在他面前。他打开来看，账单下面写着她的电话号码。
难于解释为什么，他付了钱，将那张帐单折了起来，放进口袋里，没有让合伙人看见。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就像是个秘密似的，藏在他这里就好了。
那天夜里，他没有开车去机场，买一张头等舱机票，飞过太平洋。
他可以回去，但又不能回去。他们早跟他说过这笔买卖不划算，同样的投入在香港可以挣更多的钱。他没听话，反而觉得那时的香港已经疯了。大洋彼岸的那个大家族对待失败者是什么态度，尤其是一意孤行的那一种，他是从小就知道的。虽然，他也明白，自己只是在拖时间。
从餐馆出来，他辞别了合伙人，穿过马路，走进对面那座已经停业的老酒店，前厅尚且好一些，越走到里面越鬼影重重。总算小时候被克服了对黑暗的恐惧，他不害怕，一直走到电梯厅，启动电梯坐到顶层。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天台上同样光线晦暗。他忽然想起祖父说过的那些老故事，几几年，谁谁谁，亏了多少钱，从哪座大厦上跳下去。
那时，他已经在加州上小学，难得回去一趟，对那座岛有着说不出的疏离感。他只是觉得奇怪，问：“香港怎么这么多人跳楼？”
而祖父冷嗤，回答：“何止是香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有人在帝国大厦楼下排着队上去跳下来。”
“为……为什么？”他似懂非懂，小孩子脾气上来，偏要追着问，又有些口吃起来。
父亲最不要看见他这幅样子，也是一声冷嗤，与祖父一模一样，而后用英语喝止他的结结巴巴，对他道：“跳楼是失败者的专属死法，就连死也要表演给别人看。”
当时的他有些害怕，二十年之后再想起那句话，却是笑了出来。
他站在天台的边沿，从口袋里拿出那张餐馆账单，拨了上面的号码，打过去。铃声一直在响，却始终没有人接听，他看见楼下马路对面小餐馆亮着灯的门窗，这才意识到这个时候她应该还在店堂里赚小费。
那一夜，他一直等到她下班。餐馆打了烊，她从里面走出来，身上还是宽大的T恤和牛仔裤，背着一只大书包。看到他等在外面，她一点都不意外。他却忽然红了脸，所幸天已经黑了，她应该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