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因战败或家族获罪被充入宫中的罪人之后，宫中其余的内侍，有许多都是家中生计艰难，没有办法，才入宫的。
甚至于，入宫成为内侍，相比于他们在家乡那种贫穷的生活，已经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了。
一个地方好不好，就算是见不着人，也能从这个地方的环境上看出来。
要是交通顺畅，路修得好，这个地方就是再穷也不会穷到哪里去。
反倒是那些穷山恶水、交通不便的地方，更容易出“刁民”，没办法，本身环境就不好，交通更不好，那就是再努力，也好不到哪里去。
纪王这两个月走过的地方，竟然都是极为平整，堪比官道的地方。
富庶的地方，还会用青石板铺满地面。
纪王发现这个问题了之后，虽然出身不如皇家高贵，但同样是官宦之家的纪王妃，又是一通感慨。
“父皇圣明啊，我在家乡还没怎么觉着，跟着殿下出来走一走，才晓得父皇行的是何等的仁政啊！”
“诶？这些地方的路难不成都是父皇下令要修的？各地都要修路，朝廷要征发多少的杂役啊？”
“殿下想错了。这些地方的路都堪与京畿之地相比，确实是有赖于父皇的仁政，只不过呢，不是朝廷征的人，是各地的商贾出的钱。”
纪王瞪大了眼睛，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你说是朝廷或者地方上的乡老，甚至百姓集钱修建的也就罢了，商贾出资？投机倒把、不事生产之辈，也会行此善事？难不成，父皇一旨令下，此辈便都变成忠君爱国之人了？”
不是纪王看不起他爹，实在是商人在世人心中的名声实在不好。
士农工商，商为最末，高皇帝曾为天下百姓设籍别类，唯有商人未有正式户籍，以至于纪王在船上听来的那些说法里，至今为止，商人们还是附籍行事，也就是朝廷登记的户别里，这些人可能是匠户或者军籍之类，但实际上，却都是行商。
大周开国至今，都是盛世，未曾有需要商人们出钱出力的时候。
不到这种危难时刻，皇帝不下圣旨承认商人们的正式地位，不让他们捐钱捐粟为国效力、换取朝廷表彰或扶持，那商人们怎么会傻到往自己身上割肉？
“殿下想到哪里去了。父皇的圣旨只是允大商之家捐钱修路，助益民生，以此来确定民籍罢了。本朝未曾禁止商人子弟参与科举，只是这些商人，行走各处，踪迹不定，越是大商，他们家的子弟，越是容易被指斥为冒籍。”
“你这也知道？我都还是听船上的张指挥说起过他家乡有出过这类事，才知道的呢。而且，若只是商人捐钱，也不至于咱们走的这些地方都是修好的路。有点本钱的商人，哪个不是在家乡广买田地，说自己是良民农户的，他们家的后人没有被指冒籍之忧，又怎么如此好心？”
“父皇圣明，早已下令了，富者连田阡陌这样的事，早已是不可能了。”
纪王一听，颇觉惊奇。
他之前与纪王妃交谈，从不往这样重要的事情方面说，竟到现在才发现，自家王妃还是个对政治极为关注，甚至对此相当敏锐的奇女子。
不过转念一想，他家王妃虽然生性文静，但祖父曾经是皇祖父燕山护卫的副千户，父亲也子承父业，甚至青出于蓝，任指挥使，乃是诸王王妃自低品官员之女中择选后，少有的出身较高者。
有这样的见识，也不算稀罕事。
惊讶完了之后，纪王便将注意力投注到王妃与他说的那一桩，天下下令不准臣僚、商户、富户广蓄田产之事。
本朝对文人一贯是有优待的，天子便以文臣免税后，常有举业来投之人，以致天下税收益少，规定了文人士子以及朝中官员的免税田亩之限额。
同时，又以商人凭借财富在各地大量积蓄田亩，充作农户为由，限制了商人在地方上买田的额度。
简而言之，无论是文人还是商人，现在都不能大量兼并田产，违背之人，被视为触犯律法，将被严惩，甚至于，比一般的案件惩罚更为严酷。
有意思的是，天子景熙帝未曾规定中原之外地方的田产如何。
甚至于，对处于汉王控制下的安西、化为交趾的原安南，现在都是鼓励国人去往开拓的。
中原之外的这几处大周藩国或新并行省，只要是百姓自行开拓而非官府已着人开拓完成的田地，不管多少，官府都给予承认，甚至于大量开拓的，官府还会给予补贴。
国内商人们不可多买田地，但一个地方的地总是有限的。
若是商人想让自己的子嗣在此地直接科举——毕竟不同地方的科举名额是不同的——又没有田亩，不能以农户籍贯入考，但他又确实本是此地或附近之人，或长居于此，便可出资为本地修路，或行其他有益公共民生之善事，为自己的子嗣“买”得名额。
当然，这只是各地的路况变化得如此之大的其中一个原因罢了。
官府每年农闲之时，也会安排百姓来完成这些任务。
自数千年前有徭役开始，官府便会征集丁壮完成徭役，传到大周这个时代，还是没发生特别的变动，除却从军戍边等非日常的，修筑地方上的土木工程、造桥修路、治理河渠、转输漕谷等等，皆属于常见的徭役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