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骆静语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听不见的。
从那以后，他开始观察别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的邻居和同事，终于明白，世界是有声音的。小狗会叫，喇叭会响，动画片里的人会说话，烟花除了漂亮，声音还很大。而这些声音别人都听得见，他们也会说话，和他不一样。
骆静语总会躲在被窝里摸摸自己的耳朵，许愿一觉睡醒他也能听得见，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每天醒来，他的世界从未改变。
好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姐姐与他一样，都听不见。还是小朋友的骆静语学着安慰自己，没有关系，不是我一个人听不见，姐姐也听不见，姐姐照样可以上学。
也就在那一年，骆明松想试着给骆静语安装助听器，遗憾的是，经过检测，骆静语和骆晓梅一样，双耳极重度、遗传性、感音神经性耳聋，两耳都是120分贝以上，也就是听不到自然界的任何声音。
这种程度的听损安装助听器已经没用，当时，有医生向骆明松推荐人工耳蜗，说是1997年，中国第一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在北京顺利完成，接受手术的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手术很成功，机器开启后，小姑娘就听到了声音，以后经过语训还能学会说话。
医生说语前聋儿童安装人工耳蜗的最佳年龄是十二个月到五周岁，骆静语是合适的，骆晓梅就大了点。骆明松动心了，起了带儿子去北京检查的念头，可是一打听价格，他和阎雅娟都陷入了沉默。
几十万的费用，在90年代，对于一对在福利工厂工作、每月只有几百块工资的聋哑夫妻来说，是天文数字。他们甚至都没有房子，住的还是工厂宿舍，存下来的几万块钱，是打算买房子的。
骆明松一度不想放弃，送骆静语去参加语训，据说聋儿恢复一些语言能力，能更适应人工耳蜗的植入。骆明松想的是，如果儿子语训学得好，那就咬咬牙去借钱，带他上北京，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听得见和听不见，对孩子来说意义太不一样了。
可惜的是，因为骆静语从小没有任何听力刺激，更没有进行过语言学习，对于重复又枯燥的语训，他非常排斥，每天都是大哭大闹不愿去。
小小的他怎么能懂得说话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手语就是说话了，为什么要用小手按着老师的喉咙去感知振动？为什么要学着老师的嘴型去张嘴发声？
发了声，他也听不见，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说得对不对。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词，老师会让他一遍遍说，怎么说都不对，他根本不知道哪儿不对。他觉得自己的嘴型、舌头和牙齿的位置和老师明明是一样的，可老师就是说他发音不对。
他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骆静语再也不愿去语训了，抹着眼泪扒着大门不肯出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骆明松和阎雅娟决定放弃。
阎雅娟认为听不见没什么，他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以后骆静语找一个耳聋的姑娘一样可以好好过日子。
骆明松心里却充满愧疚，尤其是儿子过了五岁生日后，六岁、七岁、八岁……他越来越大，距离人工耳蜗也就越来越远，但是他们家的钱还是凑不够，房子也没买，听说福利工厂即将改制，要是没了工作，往后一大家子都不知该靠什么生活。
这些事，是骆静语长大以后，家里人陆陆续续告诉他的。对于一双儿女，骆明松一直充满歉意，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骆静语。一是因为在已经有了一个耳聋女儿的前提下，让儿子也带着缺陷出生，二就是因为人工耳蜗。
两件事，前者本可避免，后者则是因为条件所限，骆明松觉得自己作为父亲，对儿子和女儿实在有太多亏欠。
想到这些事，骆静语的眼睫垂了下来，他没有埋怨过父母，少年时倒是怪过老天，想着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他生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占喜不知道骆静语在想什么，现阶段，他的想法还不能很好地向她表达。这是很无奈的事，他们聊过这个话题，约定好慢慢来，不着急，不可以因为这个生彼此的气。
他们都在心里做打算，他愿意为她努力提高书面打字水平，她则愿意为他好好学习手语。
10点半，占凯威下课了，占喜去教室门口接他，小家伙背着书包、垂头丧气地走出来，看到占喜也不兴奋，只低低地叫了一声：“姑姑。”
占喜知道父母吵架肯定会对小侄子的心理产生影响，便温柔地哄着他，岔开话题问他上课学了些什么。
威威的下一堂课是下午1点半，中间有三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往常，占喜会带他去书店里看会儿书，或是去肯德基吃饭休息。秦菲不允许她带威威去玩游乐设施，说小孩玩得太累下午上课会打瞌睡。
不过这一天，看着小侄子蔫头耷脑的模样，占喜心软了，问他：“威威，你想去玩游乐场吗？”
威威仰头看她，眨巴着眼睛说：“想，但是妈妈不让我玩。”
“你妈妈出差啦，今天姑姑带你去玩，我们不告诉你妈妈，好吗？”占喜摸摸他的小脑袋。
威威终于有了点精神，跳了一下说：“好！我好久没玩游乐场了！”
“唔……去玩之前，姑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是姑姑的朋友，一个叔叔。”占喜牵着威威往骆静语那儿走，骆静语看到他们，已经从长椅上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