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说：“就因为我说了实话，所以她就记恨上了我。”
对方问刘玉娟：“她说的是不是实话？”
刘玉娟没说话，倒是几个围观的大婶说：“这位同志，五妞说的这些话句句属实，当时驴车上好些个人呢，这事儿我们都是亲眼所见的，”
见几个人都为沈寒露作证，那个人拿出笔记本来记录了下来。
他又问沈寒露：“既然你觉得那个水泥厂副厂长犯法了，为什么不去举报？”
沈寒露说：“不，我举报了，因为我也是在高一上半学期临近期末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翻阅有关法律的书籍，才发现他们做的事情根本不对。这也是我向大队里的人进行普法的原因，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其实在和刘玉娟发生口角之前，我就已经打算举报县水泥厂副厂长赵玉祥同未满十八岁的少女结婚并使其怀孕的事情了。但是，我并没有立刻去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并没有见过刘万儿也就是刘玉娟女儿的这个丈夫。您能懂我的意思吧？我虽然确定刘万儿结婚了，但她的丈夫究竟是谁，我们大队都没几个人知道。虽然刘玉娟说对方是县水泥厂的副厂长，但万一她因为虚荣之类的原因说谎呢，我这一举报，不就成了污蔑人吗？”
那群人听的直点头，只有那个领头的问：“你这么说也有些道理，但如果她说的是事实，你这不就是放过了一个会腐蚀国家的蛀虫？”
沈寒露赞同的说道：“对，我就是像您说的这么想的，我如果举报了，举报错了，冤枉了好人。可我不举报，万一放过了坏人，这也不行啊。于是我就去水泥厂询问那里的员工，问他们副厂长是否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好几个人都说没有或者不知道，他们副厂长一直是独身，他的妻子在几年前就过世了。”
这话还真不是沈寒露胡编的，而是刘玉娟在大队里张扬，到处宣扬说自己有一个当领导的女婿。
但在她的领导女婿那边，娶妻娶的格外低调，他们工厂里的普通职工根本就不知道他结婚了。
人群中有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三四的小姑娘疑惑的问：“难道还真是这女的在胡说，她女婿根本就不是水泥厂的副厂长？”
沈寒露摇头：“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在市里上学，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也就是说，我一个月才能针对这件事调查一些。但是在今年五月之前，我不仅询问了水泥厂的工人，我还到了水泥厂宿舍，那里住的肯定都是水泥厂有关的人。我想直接去这位副厂长家看看，只要去了他家，如果我认识的刘万儿在他家，那不就证明刘玉娟说的是实话了么。但是很可惜，我这个计划也失败了。”
有人把这当成了破案故事来听，听的津津有味的：“为什么又失败了？”
“因为他们不认识我啊，像我这样一个陌生人打听副厂长住哪里，他们也就是觉得我年纪小，不像坏人，不然早把我送警察那里了。于是，我又无功而返了。”
“然后呢？”
沈寒露说：“然后就到了六月份，我一直在学校，没有回县里。到了七月我回来，但这件事我一直都在心里记着。到了七月底快八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只是个高中生，也没有破案的天赋，因为我无法确定这件事的真假，自然不能同警察举报。于是我就直接写信，写给了水泥厂的厂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写清楚了。如果这件事是子虚乌有的，那么请他给我回信，我会亲自去水泥厂同这位副厂长道歉。如果确有其事，请他按照法律来处理。”
那个领头的人问沈寒露：“也就是说你写信给水泥厂的厂长了？”
沈寒露说：“对，我记得很清楚，是在七月二十五号寄出去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收到回信，以为对方默认我的举报是事实，要对此事进行处理。而之后到了八月份，我就坐着火车去串联，因为想见一面，所以一直留到八月底，亲眼见到了，这才回来。”
听了沈寒露这话，人群里传来了一阵骚动，有人大声问沈寒露：“你真的见到了？”
“对，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事情。”
第52章
因为觉得沈寒露也和他们是同伴,对方就告诉沈寒露,刘玉娟还真没有说谎,她女婿的确是县水泥厂的副厂长。
当初沈寒露寄出去的那封信因为没有署名，只写了厂长收，送信的不知道是副厂长还是正厂长,就去厂子里询问。
而沈花写信的时候并没有隐瞒寄信的地址，赵玉祥一看是向前公社来的信，而他现在的妻子就是向前公社的人，自然是以为这信是寄给他的，就把信给收起来了。
回家一看,竟然是一封举报信，他把他妻子,也就是刘万儿骂了一通，让刘万儿警告她娘家低调一些。
这些被赵玉祥的大女儿和小儿子听到了，对于自己父亲给自己找了一个和他们年龄相差无几的后妈，他们是既觉得丢人,又非常恼怒。
于是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他们举报了赵玉祥和刘万儿。
赵玉祥承认了错误,不仅如此，他还供出来刘玉娟年轻的时候和日本人还有几个汉奸相处的很好,后来还给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当过情妇。
赵玉祥是一九二五年出生,刘玉娟是一九二六年出生，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同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