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
“什么录音？”
她随便打开一个，拖着进度条快放了一会，似乎是几个人在谈话。
“所有录音，”它说，“只要和案子有关，不论是通电话还是面谈，只要我参与，都会录音。”
吴漾第一反应是：有这个必要吗？
却很快听它告诉她：“内鬼泄密的案子，比较微妙。公司和相对方都容易反水，留了录音方便查证，免得日后背锅。”
而这番意味深长的解释让吴漾隐约觉得，事情果然不像 Linda 讲述的那么简单。
“今年年初的时候，IN 监测发现，竞争对手的一款产品盗用了自己的用户数据。经过技术排查，公司怀疑是内鬼作案。
他们认为技术部的李伟兴嫌疑最大，这人是公司的老员工，能力一般，近来工作也不太上心，连续六个月绩效考评连都是‘C’，公司本来就不太满意，又出了这件事，就想借此机会开除他。
IN 的法务来问我意见，我看了他们的调查报告，没什么实质证据，不过是单独约谈了几个嫌疑对象，拿着些员工的小把柄，威逼利诱。
可单靠一份自己员工的证言，他们根本告不赢竞争对手。我建议他们采取软化策略，先稳住李伟兴，让他协助公司拿到证据，公司也同意了。
我代表 IN 和李伟兴长谈了一次，表示公司同意不予起诉，条件是：李能提供有关竞争对手从他这非法获取数据的确实证据。
谈妥之后，公司和和李正式签订了一份不予起诉协议，一式三份，其中一份由我作为中立方第三方代为保管。
因为之前的那次做的比较隐蔽，根本无证可取，李伟兴同意再次主动联系对方，钓鱼取证。
但后来，不知道哪个环节走漏了消息，这次行动没有成功——对方的对接人根本没有在约定的地点出现。
之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要我立即退出李伟兴的案子，我没当回事，可很快，IN 就主动解除了对我的委托——不止是这个案子，还有原来的常年法律业务。理由也很模糊，说什么是领导指示。
差不多两周后，李伟兴忽然找到我，说案子转给了曾锐，IN 翻脸不认账，不仅出动警方突击搜查了他的个人物品、借机销毁了他手上那份不起诉协议，还把我们两个当时谈判的录音剪辑处理后做了证据。
剪辑后的录音只保留了李伟兴‘认错’部分，没有公司的不起诉承诺，这样一来，李伟兴空口无凭，只好求我拿出完整录音和那份由我保存的协议原件，替他作证。
虽然我已经不是 IN 的律师，但还有保密义务，除非法院强制调取，否则我不可能交出协议和录音。不过，李伟兴一直不死心。
那天我在晋城开庭结束，没想到，他居然跑到法院门口堵我，说案子要公诉了，他走投无路，只能求我帮他。我还是原话，这不可能。”
“后来他就开车一路跟着你回了南平？”吴漾猜测道，“还一直打你电话，让你停车？”
“嗯。”
“可为什么？”她不解问道，“你总不会随身带着那份协议吧？”
“不会，协议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但我会带着录音笔。”
说到这，她和它都意识到了——
“没有，”吴漾又把纸箱里的东西翻了一遍，包括公文包的每个口袋，“没有录音笔。”
第38章 . 她是和忽然降临的光亮一起出现的
晚上七点半，沈庭公寓，书房。
根据吴一周的回忆，沈庭当日去法院开庭，因为录音设备不能带入，就只好和公文包一起放进了法院门口的寄存柜。
庭审结束后，他取走寄存柜里的东西，开车返回。
后来，事故发生，等到沈庭助理去到现场帮他清点个人物品时，那只录音笔就已经不见了。
“事故发生到你助理赶到，差不多一个小时。”吴漾说，“应该就是在这段时间被人拿走的，李伟兴嫌疑最大。”
毕竟，他当天就是冲着录音去的，不仅到晋城的法院门口堵人，还一路跟着沈庭，动机充分。
“不见得，”吴一周说，“他要是真的拿了录音，IN 早就该消停了，不会继续找他索赔。”
吴漾不解，“如果只是一份录音，没有其他证据，就算拿到法庭上，效力也有限吧？能证明什么呢？公司逼他认责？可他要是完全没有问题，也不会答应帮忙钓鱼取证吧？”
吴一周解释道：“当初，李伟兴手上的那份不起诉协议被公司销毁后，他就把原来保留的协议照片传到网上，大炒了一波热度。从那以后，公司就变得非常谨慎，还几次希望我能把手上的副本交还给他们——虽然我没答应。
和打官司比起来，IN 更害怕出现公关问题。所以，如果李伟兴真的拿到录音，IN 一定会优选息事宁人，不可能继续向他追责，免得因小失大。”
“那你觉得是曾锐？”吴漾问。
“怀疑过，毕竟他在现场，有作案时间，但我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 IN 代理律师，不会没有完整版录音。如果只是不想让我保留，那他怎么确定我没有其他复制件？”
“要是为了‘截胡’呢？”
“你是说……曾锐知道李伟兴要来找我，想抢先一步把录音拿走，免得我把录音交给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