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蔚槿瞪大了眼：“小鱼……你……”
“我晓得，雁晖他……”朱鱼讲不出“死”，也讲不出“牺牲”，哽咽了几秒，才道，“我晓得，他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是想骗我去香港的。我晓得，你说他不给我写信，是医生不让，也是假的。你们是早就说好了的，如若他不能回来了，就用这种法子骗我去香港。”
按信里说的，他伤的是腿，和他能不能提笔写信，又有什么关系呢？
自五月接到郭阡在武汉空战中牺牲的消息，郭蔚槿已隐忍了太久。郭家人她不敢告诉，朱鱼她更不敢告诉，只能在她面前强装平静。为了完成郭阡的嘱托，将朱鱼带去香港，她更是强逼自己对朱鱼扯了不知多少谎话，藏了多少登载了郭阡死讯的报纸。
这一刻，她自持的冷静和理智因为巨大的悲伤而土崩瓦解，声泪俱下：“小鱼……阿阡……阿阡他已经不在了……”
朱鱼不死心，强忍着泪问她：“他葬在哪里了？他们把他葬在哪里了？”
“长江……”郭蔚槿心口绞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四月武汉空战，他被敌机击中了油箱，连人带机掉进了长江。他们没有找到他的……”
她也说不出“尸首”这两个字。
“那说不定……说不定他还活着，他可能受伤了，所以没有归队。”蓦地燃起了希望，朱鱼收住了眼泪，欣喜若狂地叫道，“我去武汉找他，我总能找到他的！”
郭蔚槿摇摇头，悲痛欲绝地告诉她：“他们从长江里捞到了他的手表和铜牌……阿阡……阿阡……他们说，阿阡最后是和敌机对撞过去的，空中飞机早就起了火，全都烧没了。半年了，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她艰难地止住了哭声，紧箍住朱鱼的肩，哑声道：“你要同我走，小鱼！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你同我一起走，去香港避难，才能教他安心地走啊。”
“二姐，我上船，是来送你走的，不是和你去避难的。”朱鱼眼前已是模糊一片，连郭蔚槿的脸都不甚分明了，“难早就避不了了。我第一眼见到他时，这难就避不了了。他说过，我和我的船，是他的家，是他的目的地。如若我一个人走了，他要是再想回来，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降落不了了。”
她猝不及防地撇开了郭蔚槿的手，任一波凶猛的人潮将她们挤散：“二姐，多谢你，雁晖走的这两年多，你一直把我当亲姊妹一般照顾，辛苦你了。你定要保重！路上小心，有缘再会！”
“小鱼，你不能走！别下船，小鱼！小鱼——”
郭蔚槿声嘶力竭地拼命呼喊着，却看着她宛如一条灵动的鱼，没入了面前的人海，倏忽不见了踪迹。
第59章 一把燃（11）【1938，广州】 【……
从码头回郭公馆的路上, 朱鱼一路哭着走回去。可走到了半路，她就再也哭不出眼泪，也把嗓子哭哑了。
她望着一路荒芜的街景, 只觉心里更荒芜。天光正好，炽热的太阳像一团火一样照耀着她, 可再也燃不着她的心了。
不知走了多久，她仿如行尸走肉一般飘回了郭公馆, 用钥匙开了门。
甫进门, 就骇着了在给婴儿冲泡奶粉的希希：“小鱼姐, 你怎的回来了？你不同蔚槿姐一齐走了？”
朱鱼紧抿着唇，有气无力地摆摆手, 就又飘回楼上去，走进了书房。
趁郭蔚槿昨日不注意, 她将郭蔚槿放在行李箱里的军邮袋取了出来, 藏在了书房的保险箱里。
她昨日没有勇气打开它。仿佛打开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一旦打开它，她就给郭阡盖棺定论, 他也就必死无疑了。
可现下，已没有什么更糟糕的事了。
她凝望它良久, 像那年的郭阡打开郭蔚榕的军邮袋一般，颤抖着手，打开了面前的这只军邮袋。
浴火焚烧过的手表、航空手链、铜牌, 都放在里面。它们被灼烧得有些丑陋, 丑陋得令她有些难过，便用衣袖轻轻擦拭它们。
可那些斑驳的黑点，再怎么擦，也擦不掉了。就仿佛在她生命里惊鸿一瞥的他, 永远地烙印在她心里，以后，无论她再怎么用她的眼泪去擦，也永远都擦不掉了。
它们与她，都见证了他短暂一生里，最末的，也是最好的一段年华。
拿出了这些东西，军邮袋忽然变得很轻。里面剩下的，都是家书。大部分是她回给他的信，信封上的“雁晖亲启”字迹那样熟悉，因为她的字，都是他教的。
还有郭家人给他写的信，也摞得密密麻麻的。
她一封都不敢看，只让它们静静躺在这里。
唯一与郭蔚榕不同的是，郭阡并没有留下日记本。
她晓得，他这样性子的人，是不会写日记的。
他这样的人，只会逞着他的一腔孤勇往前冲，好的、不好的，他从来不愿回想，不愿回看。他从不囿于过往，只想咬着牙关向前，去杀出条血路，去拼个未来——那不是他一个人的未来，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所以，她最后寻到的，便只剩这张照片了，这张她与他在蔡栩言与华玉胧的婚礼上，留下的合影。
她情不自禁地抚摸着照片里的他。
这个没有温度，了无生气的他。
她已哭不出眼泪了，只能俯下身，小心翼翼地吻了吻照片里的那个黑白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