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然的团队来的时候，一同到的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医生，在急救中心工作。
前几天的几起冲突也造成了一些伤亡，不停有伤者往医院送，临时医疗点那边轻伤恶化的不断往医院转。
为了保证医生的安全，外面就是武装守卫。
盛夏每次过去要经过两道检查，陈蔚然嘱咐她不要乱跑，医院人员芜杂，并不一定十分安全。
盛夏明白，大多数时间她跟在陈蔚然身后，好在她英文向来好，和其他人交流起来并不十分费劲，只是一些国家的医生口语太重，她根本分辨不出来。
有时候她穿着隔离衣，就游走在手术区。
没有充足的设备的手术室，只能一切从简，用挡板隔出来一个一个小空间充当手术室，没有无影灯，甚至呼吸机、除颤仪这些常规急救设备都不够，在国内可能无法想象这是怎么样一种场景，很多手术都是需要严格无菌的，如果无菌做不好，就算抢救回来，很大概率下还是会死于术后感染。
“但是没办法，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盛夏白天会过去帮忙，蹲在大铁锅旁煮手术器具，煮纱布，背各种器械的消毒方法及原理。
闲下来的时候去拍照。有时候会觉得很难受，战争是丑陋的。
它的确是丑陋的。
会看到血腥，看到残酷，看到自私，看到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穷凶极恶，也看到脆弱，像是看到暴雨下的花瓣，知道它要凋零，明白它注定要凋零，但是无能为力，想做些什么，但忽然发现人在大环境面前，会有种杯水车薪的无力感。
“有人还在坚持，就证明还没有输，我们会赢的。”认识的一位当地军官这样跟盛夏说，他叫金卡，盛夏给他拍了照，照片里他敬了一个坎博隆军礼，身姿挺直，眼神里却有些孩子气，这跟盛夏想象的不一样，她觉得军人是威严和锐利的象征，尤其是那些参加过真正战争的军人。但金卡其实很单纯。
金卡说：“我十四岁参军，如今已经二十年了，我还活着，证明我很幸运，我是被真神眷顾的人。”
盛夏问他，“如果有一天退伍了，你会做什么？”
“如果我退伍？”金卡眼里冒出一丝惊喜，“那一定是战争结束了，那就做什么都好。嗯，我想租一条船出海捕鱼，我祖上一直靠打渔为生，我可能会雇一个水手，一个就够了，多了我可能付不起工钱。对了，还有我太太，我要补一个婚礼给她，她跟我的时候，内乱正盛，我们甚至都没见过几次面。”
盛夏喜欢记录这些细微的东西，她拍了很多这样的照片。
她想有一天把这些和更多人分享。
她一直想去难民营看一看那边的临时医疗点是什么状况，但是陈蔚然态度很坚决地告诉她不能过去。
难民的情绪很不稳定，攻击性很强，昨天一个医生被患者袭击了，今天武装部队还增派了人手去那边管控。
*
盛夏只好呆在医院里。
坎博隆首都只有这一家医院，当地医疗水平很差。
唯一比较值得说的一点是，坎博隆这个国家是全面医疗免费的，所有的疾病和伤残，国家报销医疗费用。
但这么优渥的条件，完全遮挡不住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事实，即便许多国家都表示了支持，但是依旧是存在很大的缺口。毕竟救援这种事，救急救不了穷。
费教授和其他人会去中心区做采访和报道，最近在港口那边一带活动。
他们怀疑反政府武装已经渗透到港口了，那边很有可能存在着一些不明交易。
盛夏没有被允许一同过去，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会给她看照片，讨论的时候也不会避开她。
她睡在大本营附近的临时草房里，下雨天屋里会漏水，有时候她就盘腿坐在床上写东西，雨水顺着天花板往下渗，她拿脸盆或者桶接着，彻底都是“啪嗒啪嗒”的响声。
睡觉前她会和沈纪年打个电话，告诉她自己一切都好。
沈纪年会跟她讲一些生活上的事，告诉她国内最近都发生了什么。
4月17日，坎博隆整个通讯系统遭到攻击，盛夏彻底断了和沈纪年的联系。她心急如焚，担心沈纪年多想，蹲在门口哭，很多情绪夹杂在一起，那种崩溃难过的情绪像是泄闸的洪水。
金卡巡逻的时候看见她，过来哄她。
她哽咽着说：“我联系不上我丈夫了，他会担心的，会多想，我很怕他伤心难过。”有时候可能有什么情况，她都会提前告诉他，但这次毫无预兆的，也不知道这边的情况他在国内看不看得到。
金卡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我以为，你是那种很厉害的女人，敢来这边的，都是很厉害的人。”
盛夏抹着眼泪，“我们中国有个词叫做‘软肋’，就是弱点的意思。每个人都有软肋，而我的软肋是我丈夫。”
金卡说：“真看不出来，你已经结婚了。你看起来还很小。”
盛夏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忽然之间很想念沈纪年，想扑进他怀里让他抱一抱自己，就抱一下也好，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他的温度了。
金卡拍了拍盛夏的肩膀，“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发送邮件，不过需要在我的监督和陪同下，而且你发的邮件需要我过目和审查，必须用英文，不能用中文，因为我们都不懂中文，你觉得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