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楠在墓碑前站了很久了，眼睛一眨不眨，撑一柄黑胶雨伞，雨顺着伞面从边沿落下来，一道一道像是珠帘。她就透过这些珠帘看自己的哥哥，觉得那面目熟悉又陌生。
她对盛夏说，“我上一次见他，还是我高考结束那天，他在考场外等我，那时候他赶着去黎巴嫩，看见我出来，问我紧张不紧张，我说我唯一拿手的英语好像也考砸了。他若有所思了片刻，跟我说没关系，尽力了就好，未来有很多路可以选，一次考试考砸了，天不会塌下来，哪怕这个考试是高考。我从小就特别崇拜他，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几乎他说什么我都信。我本来很沮丧，他安慰我之后，我就觉得舒服多了。我问他这次在家待多久，他很抱歉地说，晚上七点的飞机，马上就要走了，我觉得好失望。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有时候一走大半年甚至一年多都回不来，我说那你下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啊？他说不知道，然后抱了抱我就匆匆忙忙走了。”
后来他从黎巴嫩辗转到津巴布韦，又从津巴布韦到埃及，最后去了中东，那边战争打了两个月了。他就在那边工作，有时候李亚楠会在新闻上看到他，背后是漫天烟尘，他穿着媒体防爆服，一边挎着防毒面具，一边背着大大小小的相机，一张脸被尘土刮得发黄发干，对这里镜头冷静地不掺丝毫私人情感的进行报道。
其实也不是无动于衷，面对死亡和战争，谁又能无动于衷，只是这份工作就是这样，你必须要站在上帝的角度，不含悲悯和愤怒地用镜头去记录，去报道，去挖掘。
越冷静越客观。
他最后一次打电话到家里是一个傍晚，家里来了客人，妈妈匆匆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李亚晖说这次要久一点，妈妈很生气地说：你别回来算了，末了又软了语气，说：你早点儿回来。李亚楠忙着跟表姐去试新买的裙子，在电话里敷衍地问了声好就回了房间。
再过一个月，就联系不到他了，以前也经常这样，他出任务的时候，就像是人间蒸发了，除了偶尔能在新闻上看见他的脸，确认他还活着，其他时间压根儿联系不上。
再后来，报社打来电话，说人没了，节哀。
那天A市是个阴天，云层低垂，黑压压地迫人神经，李亚楠抱怨了几句这要下雨又不下的天气太烦人，妈妈叫了几个人在家里打麻将，一会儿“碰”一会儿“自摸”一会儿“杠上开花”一会儿又“胡了”，声音清晰地从偏厅里传出来，爸爸加了一夜的班，就着客厅的凉气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打呼噜的声音很有节奏感地敲击着耳膜，她就在两方夹击的噪音攻击里看一本西语书，那是个闷热的下午，空调无力地转着，汗顺着背脊和额头往下滚。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她捂着一侧耳朵，大声地问，“你说什么？”踢着拖鞋往阳台上走。
那边重复了一句，声音是沉沉的哀痛。
世界刹那间静寂，像是电影里的特效，所有的背景音隐没，只剩下呼吸声，李亚楠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呼吸，像暴风从深深的无底洞穴吹上来的声音。
手机从手心滑下去，砸在脚背上，生疼生疼的，她像是机器人被按了开关，突然间嚎啕大哭。
妈妈吓了一跳，爸爸从睡梦中惊醒，所有人集聚在阳台，焦急地问她，“怎么了？”
嘴巴像是锈住了，怎么都张不开口。
*
盛夏把怀里的花放在墓碑前，鞠了一躬。
*
李亚晖的遗物里有一些遗留的照片，放在一个很小的加密U盘里，李亚楠整理的时候发现的，里面是一部分资料，还有一小部分照片。照片跨的时间间隔很久，是一条人口贩卖链条的线索，不同于现存任何一条人口贩卖线路，也不符合传统的认知。是一条从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贩卖人口的线路。
涉及……医学人体实验。
这几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东西。
李亚楠看完之后很害怕，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她想过把东西销毁，当做从来没有看过，这东西放出去，一定会引起社会恐慌，大概还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她不确定会造成什么。但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李亚晖跟踪这么久的新闻线索，所有的心血也都白费了。
最后选择求助李亚晖研究生时候的导师，费教授。
盛夏回家后的第二天，费教授也赶了过来，先吊唁了自己英年早逝的门生，然后把李亚楠叫出去，问她要了那些资料。
李亚楠把东西拷贝了一份出来，带给费教授看。
费逍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你相信我，可以先把这些东西交给我。”
这东西放在李亚楠手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费逍至少是李亚晖十分尊敬的导师，所以她自然是答应了。
盛夏没在家里待多久，反而是跟着费逍去了一趟海南。
因为临走到时候，费逍问她，“要不要充当一下我的助理，跟我去一趟海南？”
盛夏感受到血液疯狂流动的声音，她直觉这趟海南之行会很特殊，不过最后还是应了声，“好。”
费逍也是盛夏的老师，教公共关系和摄影，曾经供职于美联社，据说是因为与主编政见不合，最后愤而辞职，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自由战区记者，比较传奇的一点的是，亲手杀死过恐怖组织一个小头目，被送上私人法庭，最后被国际援助组织救了下来。因为腰被打伤，落下了永久后遗症，不得不放弃了钟爱的摄影事业。消极了一段时间，最后靠着顽强的意志进行了艰难的自我调整。再后来被Z大请来任职教员，到现在，已经从事教师职业十年有余了，带过的学生不计其数，李亚晖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他的得意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