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越是让人物丑恶，凶残，卑贱，就越会带给观众一种变相的安全感，因为现实生活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很少或者甚至活到如今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这些角色成为了一个个特例，一个个奇观。
在亚洲观众那里如此，在欧美影展上，大概更是如此了吧。
为什么不去展现他们的正常呢？
不管是亚洲人，欧美人，还是非洲人，基础的人性是一样的，我们要让别人看的到不应该是发现新大陆一样的人性奇观，而是普遍的人性问题。
我们生活里的那些惨剧，在发生之前，在被知晓之前，那些有罪的人，在我们眼里是普通人，正常人。
在事件发生后，他们看起来也没有变成鬼怪，他们在有的地方被改变了，其余部分延续着曾经的观念跟认知模式。
就拿家暴来说，生活里的施暴者在别人眼里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会时不时打老婆的“正常人”。”
卓然吸口气，对着迟念苦笑道：“你这是在要求大师级的表现力。”
不待迟念说话，卓然接着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按我们之前的构思去拍，那是把不同人的‘坏’放大来展现，他们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坏人’，因为是坏人，所以不可原谅。
而在展现这种‘坏’的时候，人物被扭曲了，无意中因为创作需求，成为了人性奇观。
而你想要的，是展现人物的正常，正因为他们是“正常人”，所以才格外不可原谅，人类真正的懦弱和卑劣在这种时候才展露无疑。
就像今天曹燕分析里的二姐，比起原先的那个二姐，她更真实，社会新闻里会说死者家属强烈要求对杀夫的妻子处以死刑，却不会知道死者家属究竟在想什么，‘家属’两个字就足以涵盖一切，读者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他们妖魔化，觉得他们不可理喻，愚蠢透顶。
而如果我们能拍出曹燕分析里的二姐，她也许不再那么的‘坏’，她不再是妖魔化后的样子，可绝不会因此得到开脱，她是个正常人，所以她的选择在复杂里呈现出真实的人性，正是这种人性，是社会无法解决的症结，充斥着更深层的绝望和无奈。
二姐不仅是在陈罔市和弟弟之间选择了弟弟，而且也在弟弟和家庭之间选择了家庭，所以她无法有足够充沛的愤怒与情感。”
迟念听了不由地点点头，觉得卓然的理解了她的意思。
“我们要做的，不是给普遍困境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那就必然落了下乘，谁面对生活的时候能得到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简化是取巧的办法，一切都是这个社会/政体/制度的错，这就完了么？我们摧毁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症结，这种困境就会消失无踪吗？
如果我们的电影，让观众看完能轻而易举地去总结出一个结论，给出斩钉截铁式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就失败了。
生活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存在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人类的社会问题就从来不曾被真正解决过，不幸的阴影永远跟在一部分人身后，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让观众警惕它，避开它，而不是傻乎乎想：女主角值得同情，但我才不会是那个悲惨的主角，我比她勇敢，比她有主见多了。”
“这很难”
“这当然很难，我还要提出更难的挑战。我希望能有镜头用来展现陈罔市这个人的全面性格，她不止于痛苦，仇恨，欲望。她要有缺点和优点，有个人爱好，有……总之，她要有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里这些东西被展现和揭露。”
“缺点……”，卓然点燃手里已经有些软塌的香烟，让迟念的话在脑子里回环往复。
“你不怕展现陈罔市性格上的缺点导致观众下意识产生一种感觉，觉得陈罔市处境这么惨有她自己的原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她活该。”
“如果我演得足够好，如果你拍得足够好，那就不会。”
“这么自信？”
“如果我们回避掉这个地方不拍，那我们是在干什么？好的创作者从来不回避难以处理的东西。
参与社会新闻的讨论的时候，我们讲，受害者的缺点不应该成为她被伤害的原因，这句话没有错，一点错都没有。
可是当我们还原整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因此就去塑造一个‘完美受害人’，那是个假人，那是创作者的懦弱，他们不敢这么拍。
没有人是完美的，性格上的某种缺点的确会有可能在某几个关键时刻成为了悲惨结果的发生的原因之一。”
“那如果我们直面这种风险，我们怎样才能战胜它？”
“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讲述，让观众理解这样一种观念。
主创们不是要说被家暴，有原因在陈罔市自己，也不是要说逃脱不了家暴，有她性格和见识上的原因。
展示她的保守、怯懦、犹疑、虚荣……所有不利于脱离困境的缺点，只是因为这些就是她人格的一部分所以被自然地呈现在镜头里。
我们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我们身上都带有各种自己察觉到或者未察觉的缺点，所以我们才是普通人，生活里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麻烦，我们并不总是在生活中取胜。
我们要展示的，是如果她没有那么不幸，缔结了一段悲剧的婚姻，她也许根本不会暴露出这些缺点，她也会是事件发生后的看客，也许就会是众人里分析某个女人为什么会被家暴的其中一个人，她分析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也可能会遭遇这些，即使想到这种可能，她也会下意识地觉得她能逃离，能及时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