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中国东北沈阳的一段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此开始。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一个民族的命运由此改变，铺天盖地的巨变却好像并不影响毕公馆里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傍晚，谭央往女儿的嘴里喂着苹果，毕庆堂坐在旁边瞄了一眼报纸对谭央说，“这些学生就是沉不住气，着急宣什么战？还真把东洋人当回事儿啊？日本屁大点儿地方，咱们一人一泡尿就能把他们淹没了！”谭央一向不关心时事，也不接话，毕庆堂接着喃喃自语，“对了，百货公司里的日本东西先不能卖了，省得麻烦，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再卖也不迟。”
十月初，从北平来了一封信，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毕庆堂先生及太太，写信人的署名是徐治中。信里面简短的说他通过蒋梦麟校长的举荐，南下去黄埔军校接受教育，信末了写着——慨尔赴国难，为四万万同胞而战，勿念。毕庆堂看罢，埋怨徐治中书生意气。谭央拿着信怔忡良久，她这一刻才惊觉，原来东北的日军侵略离自己离上海，并不远。
十月末，有人从西边捎来一箱手工做出来的木头玩具，是老周给干女儿言覃做的，箱子里还有张便条，说他可能要去北边了，收拾小日本去。
赵绫组织学生运动，风声紧的时候还带着孩子在毕公馆躲了两天。谭央不知道接下来她的生活中还会生什么变化，她开始注意报纸上的新闻了，为那些遥远而又迫近的人和事。
☆、41.（39）吗啡
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他国的侵略不过是对那个乱世的推波助澜罢了。上海是时代的中心，却又脱离于那个时代而单独存在，这里的男男女女习惯于用报纸了解时事的风云变幻，可最终回过头来，最关心的还是生意买卖、摩登潮流，以及自己的小日子，毕庆堂和谭央便是这些男男女女中的一员。
对于学西医的医学生来说，解剖课是一个转折，从此迈过、由此开去便是另一番境界，是破茧成蝶的过程。
这一年十一月，初冬的晚上，毕庆堂把睡着的女儿小心的放到床上，随即来到书房敲了敲门笑着倚在门框上，“大学士，该睡觉了，时候不早了！”伏案用功的谭央抬起头，愁眉苦脸的合上了书，靠在硕大的椅背上，“哎，下周一就开解剖实习课了？”“嗯？”毕庆堂投去问询的目光。“看真的死人的尸体，我，还是心里犯嘀咕的。”谭央有些难为情的说。毕庆堂哈哈一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怕呀？怕就不要去了。”
谭央没理他，泄了气似的低着头将书收好放到书包里。毕庆堂来到对面的沙上坐下，笑着轻声说，“没什么，有了第一次就好了，反正我是看惯了、不怕了，这世上根本就没鬼神，你记住就是了。”谭央点了点头，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毕庆堂狡猾的笑了，对她说，“你猜不到！”两个人相视而笑，相处久了，有些话不用问不用说便了然于心，这便是默契了。
毕庆堂掏出香烟装上烟嘴，慢悠悠的点上烟，轻声说，“那一年腊月里，我十岁，喽啰说有笔大买卖，我父亲和几位叔叔就下山去了，我等了很久，后来趴在聚义厅的椅子上睡着了，再醒来就是大半夜了。四周黑漆漆的，喽啰们全都回屋睡觉了，从他们住的房子走过能听见高高低低的鼾声，唯独，不见我父亲和几位当家的叔叔。隐隐约约的，我能看见后山的林子里有松油火把的亮，我循着羊肠小道往那边走，都快冻僵了才走到跟前。”
“我们的父亲、你表叔、陈叔、老马，还有许二叔，他们六个人在一个大坑前，谭叔叔坐在坑边喘着粗气，许二叔正往坑里泼着煤油，坑里有好些尸体，有人的、有马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人死了的样子和睡着是不一样的，死于非命，真的很难看，他们都穿着绸缎的衣服，红的、绿的，被煤油泼湿了，松油火把照着，显得特别的鲜艳。我父亲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坑里，腾的一下子，火就烧起来了，一向温文尔雅的谭叔叔当时疯了似的喊，你们都不想活了吗？我被那情形吓哭了，大家才现我，谭叔叔回过身背起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那个场景、那个味道、那种诡异的气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我连着一个月做噩梦，总是那晚的情形。经了那次，再后来走南闯北我再也没被什么吓到过。”毕庆堂眯着眼，眼睛没了焦点，想着属于他的故事。谭央在他身边坐下，手放到他的手上，“那是哪一年的事？”“慈禧太后死的那年。”毕庆堂不假思索的回答。“噢？一九零八年？父亲说他就是那一年离开山东来到同里的。”
一周后的一天，下了学，谭央捧着书走出校门，毕庆堂背着手站在校门口。“咦，大哥你怎么来了？”“怎么样，第一次见死人，怕不怕？”两个人相视一笑，毕庆堂伸手去拿她怀里的书，“走吧，”说罢挽起她的手，夕阳的金黄色余晖照到他深灰色的双排扣西服和她黑黄格子的棉布旗袍上，出奇的舒心熨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