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调整好了麦克风的乔茵回应，“有。”
“发问吧。”审判长点头准许。
乔茵略略转头，视线落在了被告人席上的女人身上。
“被告人魏琳，辩护人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能不能如实回答？”
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书记员看了眼魏琳，恰好瞧见她偏首抬眸，面上没多少情绪地看向乔茵的眼睛。这是她开庭以来第一次朝辩护人席的方向看过去。她的视线掠过秦森那里的时候，没有停留。
“可以。”书记员听到她这么回答。
“1999年2月3日上午，你人在哪里？”
“X市仁心医院。”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1999年2月3日晚上8点，你独自离开了医院。是什么导致你离开的？”
“我接到护士转给我的一个电话。”魏琳微仰下颚与她对视，语速平缓，一字一句中听不出情绪，“是Sanchez Harris打来告诉我，如果我不去找他，他就来找我。”
“所以你就去找他？为什么？他这句话刺激了你的情绪吗？”乔茵追问。
“是。”
点点头以示明白，乔茵敛下视线瞥了眼辩护词，再次抬头时神色不改，眼神却有了些细微的变化。书记员注意到她捏着辩护词的手指关节有点儿发白，那多半是用力过度造成的。她在紧张。
“1998年7月29日晚上9点，你人在哪里？”
“美国纽约州长岛，我和我丈夫的家里。”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晚上9点？”
“当时我丈夫正在布鲁克林开会。他出门前说过会在那天晚上回来，但是飓风‘珊娜’正好过境，我听到电台里说‘珊娜’在往布鲁克林的方向移动，而我们住的城市已经在风暴眼，会暂时平静。我担心他这个时候回来不安全，所以打电话给他留言，告诉他不用急着回家。电话上显示了时间。”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风暴眼会随着珊娜的移动而离开，几十分钟之后又会狂风大作。那个时候全城停电，我拿了备用电池和手电筒，打算去地下室。”顿了顿，魏琳缓慢地合了合眼，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在我准备拿卧室抽屉里的随身听的时候，有人在我背后用沾了□□的毛巾捂住我的口鼻。我失去了意识。”
乔茵紧接着问她：“当时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次魏琳没有立即回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乔茵，微仰的脸庞在灯光的映照下苍白如纸。
“我怀了孕。”几秒后，她翕张一下嘴唇，缓缓开了口，“已经两个月。”
旁听席上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大多数旁听者都是社会公众，比起发职工证、程序正当，带有故事性的东西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虽然交代了事情经过，但用词生硬刻板，缺少了公众期待的人情味。这样一问一答慢慢道清谋杀背景的方式则像真情访谈，被告人的每一秒犹豫、每一分语调变化都更能刺激旁听者的反应。
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强烈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在独自一人时默默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他为别人的经历流泪、悲伤的同时，他能相信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的动物，犹如行尸走肉。
尽管他清楚，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经历些什么。旁观者贪恋的不过是那种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种欣慰感简直让他们上瘾。
“你知道是谁把你迷晕的吗？”乔茵在这细微的骚动中紧接着提问。
“Sanchez Harris。”微微垂下了眼睑，魏琳声线平稳，回应的速度恢复如初，“我醒来后看到的是他。他告诉我，是他把我带到那里的。”
“‘那里’？那是哪里？”
“一间地下室。有壁炉的地下室。”
“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具体的国家和地点？”
“一开始不知道。我看到有壁炉，以为还在美国。后来黄劭出现，我又以为是在唐人街。直到黄劭告诉我那是在X市，是他所有的一幢复式楼的地下室。”
“我曾经五次去看守所会见你，其中两次你都明确提到过，你是1999年1月31日从那幢复式楼里逃出来的。那么从1998年7月29日到1999年1月31日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囚禁你，被害人Sanchez Harris还对你做了什么？”
“殴打。鞭抽。窒息。”她半垂眼皮盯着自己的手，神情麻木，“拔掉我的指甲。用针扎我的手指。拿高压水枪……”嘴唇微张，嗓子眼里的声音渐渐收住。魏琳没有继续说下去，只缓缓摇了摇头，“太多了。我记不清。”
书记员将她的回答记录下来，又转开视线去留意秦森的反应。他依然在看着魏琳，身形一动不动，姿势没有分毫的改变。书记员便去注意他的手。他那双十指交叠搁在桌面的手，指尖充血，关节泛白。这个细节已经暴露了他的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