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没想周到，”警察署长致歉道，“那些倭人带了兵过来，没法得罪。”
“赵署长的处境确实难，”她想想道，“不如这样，你我各退一步。我让你们上船验货，你们交出举报的线人。若盐中无枪，构陷我们的人要法办，而且不能给你办，须送去北平。”
警察署长微一怔，没懂背后的门道。
她解释：“今日提这个条件，倒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商界的同仁。若构陷的人不伏法，日后各省必然效法你们，那我们的生意真就做不下去了。”
警察署长似被激起斗志：“若盐中有枪呢？”
何未笑了一笑：“我人在这里，你只管拿。”
她又道：“我相信，诸位是有备而来，就算谢少将军在此处，也没人能拦得住你们。”
翻译将此话讲给日本人，几个日本人换了个神色，虽不懂何未的用意，但他们更相信自己得到的消息。
日本人对枪支兴趣不大，他们需要一个由头，拿住何未的把柄，逼她就范。是以，日本人没耽误时间，下令，要列队的士兵们入船舱。
“诸位稍等。”何未叫住他们。
日本人面露喜色，猜想她怕了。
“方才的话，我不是随便说说的，”她道，“此处不是日租界，由日本兵搜船，这不合规矩。还请署长带人，亲自下一趟船舱。”
警察署长再次愣住，没想到何未计较如此细枝末节的事。
“我在此处陪着二小姐和谢少将军，”警察署长对手下挥挥手，十几个警员进了船舱。日本商人不放心，寻了个借口，也进去了。
她不慌不忙，让经理告知贵宾舱的客人们，港口警署突然来抽查货物，须推迟时间启航。
没多会儿，几个老派军阀的管家下了船，拥到何未身旁，询问情况。
在天津有一批老派军阀以养痾为由头，藏身租界多年，如今见北面动荡，一同南迁。他们的行程皆经何未的手，对何家航运极其信任，一听说是港口警署耽误了启航时辰，一个个发了威，在船舱内发电报去了天津总署问责。
二十分钟后，一辆总署秘书处的黑色轿车驶入码头。
总署秘书一下车，便瞧见码头上日本人和东北郑家人拔枪相对。东三省和日本人的仇怨大，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何偏在今日，在海河码头上突然对上了。
总署秘书观察四方，遥遥见何未这里，三步并做两步，前来招呼：“二小姐见谅，见谅。”
何未答：“无妨。生意上没谈拢，日本人在找事情。”
总署秘书摘下金边框的眼镜，轻声道：“这种场面，也就是二小姐能拿得住。稍后事情结束，还请二小姐赏脸，吃个便饭。”
何未笑笑，没应承，看了眼谢骛清。
握着眼镜的秘书，随何未的视线，看向一旁的男人。
混迹官场多年的总署秘书，竟手停住，似惊似喜地失声道：“这位……”他忽觉失礼，戴上眼镜，十足尊敬地对谢骛清微欠身说，“当年南北和谈，在下曾有幸见过少将军。在利顺德，我和晋秘书一同接过你们北上谈判的人，不知谢少将军可还有印象？”
谢骛清对总署负责人一点头，道出地名：“利顺德三楼。”
“正是，正是。”
有的人，活在这世上，拼了命想被人记住，想在旁人的记忆里留下一丝丝痕迹，却徒劳无功。而有的人，他只要出现过，就会深烙在旁人的生命里，无法忘记，挥之不去，就算十年、二十年，仍难褪色。
那年，总署秘书还是个助理，跟在北京临时政府的代表秘书身后，黄铜色电梯门在利顺德三楼被打开，这位将军跟在两位中年将军身后，沉默着迈出铁门，从总署秘书面前走过。
北京临时政府的代表秘书评价，这是一位少年功高、不好亲近的将军。
而跟在代表秘书身后的这位助理，虽身处军阀政府，却由衷祈盼着和谈的成功。他对这位南方来的谢骛清将军是钦佩的。
“谢少将军请宽心，只要船上没有所谓的枪支，鄙人一定彻查下去，”总署秘书下了保证，“必会给二小姐一个交代。”
何未对此从未担心货物的事。
她看着码头上的几波人，却在忧心另一桩事。码头上汇聚了太多人，上百双眼睛看着，她根本没机会登船。
偏偏这是今年最后一班客轮，再出海只能等来年春天。
很快，查验货仓的人铩羽而归。
日本人面色难看，语态僵硬地表达歉意。日本兵列队爬上军用卡车，在猛烈的北风里，苍绿油布篷盖住那些异邦面孔，驶离码头。
日本人接到的消息不假，但除了何未、谢骛清和白谨行三人，及谢骛清的心腹，无人知晓那批枪究竟在何处——此刻，两卡车的盐正途经保定，由白谨行和募捐善款的县长亲自押送，往西北去了。盐将如数送至灾区，而盐中的枪支，则会从西北辗转运到江水流域，由何家长江流域的船只，运送到红区。
这是何未那晚在广德楼的临时起意。
白谨行早年在西北从军，对西北关隘要道了如指掌，若遇变故，比海路更容易应付。所以她在做善事时，将运送枪支的道路也铺平了。
“谢少将军该放心了，码头的事我会陪着二小姐善后。”总署秘书友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