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护士气急，给他的胳膊重重地扎了一针。
许年痛得嘶气了一会，又笑了。
当真是损友。
连漪无意当他撩妹的工具人，见许年已经生龙活虎，还有小护士照顾得好好的，她便回剑桥了。
十月，连漪正式入住宿舍，成为剑桥在读博士中的一员。
在旁人眼里文科博士应当是很轻松的，没有实验室点卯，也不用跑数据做工程，每天就是看看书，写写paper，和导师开一些meeting，睡到自然醒，自习室和图书馆呆呆，到了博三随便安排一两个月写写毕业论文就毕业了。
但实际上，因为她选择的语言方向是关于整个欧洲的语言体系与国际关系，除了第一个小学期是待在学院上课，之后就开始成为空中飞人，为了做调研报告，来回在几个国家中飞。
原本以为自己有了那么多年的积累，再读博应当轻松一点了，但她还是远远低估了难度，且他们专业是要求有两门二外的，除了英语，连漪又辅修了一门意大利语和一门法语，后来跟随导师去塞尔维亚和捷克做社会调研，连漪又学了一些塞尔维亚语和捷克语。
光是学新的语言，她就吃了不少苦头。
他们不是理工生，没有实验室，他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篇调查都来自实地勘察，水土不服，饮食不适应，在常年的奔波里连漪的体质不仅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容易病了。
有一年她回英国，许年知道她回去的消息很高兴，特地来机场迎接她，可一直到连漪站到他面前，许年都没有认出她。
她剪短了头发，以往的裙子几乎没有再穿过了，每天都是宽大的T恤和耐磨的工装裤，但是精神风貌倒是越来越好了。
她叫了许年的名字，许年呆滞了许久才认出她，震惊道：“天啊，你经历了什么？”
从一个温暖的国家又回到阴雨连绵的英国，第二天连漪就生起病来了，发烧咳嗽，原本催促她写文章的导师都良心不安，让她先回去休息两个星期。
几乎每次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她都会生一场病。
伯父伯母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后，开始不停地给她邮寄中药，甚至好几次因为中药被海关查扣了，连漪又被通知到海关去核实领取。
每天吃各种各样的中成药，宿舍里常年飘荡着一股中药的苦涩香，连她整个人都快熏入味了，身体倒也逐渐被调理过来，没有那么容易病了。
每天睁开眼睛看文献，闭上眼睛思考自己投的文章什么时候有回应。
被拒是家常便饭，大修是中彩票，小修更是三年都没遇到过几次。
没有四处飞的时候，在学校的日常是每天早上开会，中午整理资料，下午读文献，有退稿就修稿改稿，没有退稿就准备下次和导师见面的时候商议新的研究命题。
博二的时候，连漪为了配合导师的研究，作为一名Research Associate加入了导师所在的欧洲语言研究机构。
博一的师弟师妹都用仰慕的眼光看着她，而连漪深觉自己只是从一个循环里跳到了另一个循环里。
她的本硕都是翻译方向，博士虽然已转到语言学的研究，但老本没有忘。
有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无意听人说联合国翻译在收新人，连漪当时正在做国际关系与语言这一块，在和导师商议后她投递了实习申请。
结果就是那样巧合，面试的时候一位考官是Cambridge的，一位考官认识她的导师，另一位考官则是在学术会议上打过照面的博士。
面试气氛非常融洽，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考官直接问她下周开始上班的话会不会有困难，连漪回答随时都可以，见几位考官笑了起来，她知道稳了。
为了赚一些外快，在做研究，写paper，发期刊的时间外，她一边兼顾联合国的翻译工作，一边在以前朋友的介绍下做一些跨国公司的翻译工作。
她把一份的时间掰成两份用，飞速地进步和成长着。
她最大的机遇也是来自联合国翻译的工作，给她这份机遇的人也正是在面试她时，三个考官的其中之一。
接受邀请，签署保密协议，遵循详细到甚至有些苛刻的规定，半个月后连漪参加了一场她都意想不到的重量级的中英国际会谈。
现场的安保也是国家级别的，每走进一扇门就要进行一次重新安检，最后在指引下落座。
整个会议持续三个小时之久，期间不能走动、不能上洗手间、不能交谈，现场肃穆，而连漪看着过去那些只出席在新闻联播上的大人物，感觉到了一阵紧张与激动。
最后，种种情绪都凝聚成十万分的专心与严肃。
这场会议同样有媒体的出席，翻译作为角落最默默无闻的声音本是最不受关注的，但在连漪做口译时，有一个镜头在她脸上停留了五秒之久。
这五秒的镜头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阵热讨论。
两年前突然销声匿迹的考研老师一跃成了联合国翻译，许多人，尤其是听过她课的学生，简直沸腾了。
由此，她的学习经历开始不断被挖掘。
燕湖大学本硕，剑桥博士在读。
原来她当年突然辞去国内所有工作，是去国外再深造了。
有人将注意力放在她的颜值上，有人关注她的经历，还有人却是乐此不疲地在扒她的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