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拜过先祖之后，秦王政下旨大赦天下。
先秦时期本来是没有大赦天下这种后世基操的，正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回大约是秦二世胡亥搞的骚操作。
不过扶苏是同人文主角，同人文作者当然要给他把能安排的规章制度都安排上。大赦天下作为拉拢人心的利器，不可能被略过去。
秦王政从儿子这里听说了这个操作，认为很不错。与扶苏商议过赦免范围之后，在太子加冠与新年交汇之际第一次施行。
虽然这是个笼络民心的手段，但重法的秦王政觉得赦免罪犯还是不太合适的。
罪犯做了错事，凭什么随随便便就能被减刑？只为了展示君王的仁德吗？
秦王政才不屑去弄这种仁德。
巧了，扶苏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是大赦天下，其实“赦”的和罪犯无关。不过是用惯了这个词，懒得换了。
秦王政下旨——今岁的庶民赋税减免一半，并施行新的田税制度。
所以“赦”的是庶民。
旧的田税制度是拥有的田越少，要交的田税比重越大。而新税制则是扶苏执政时期使用的，反向阶梯税制。
当初商鞅为了让农人安心种田才搞出田越少税越多的反常识规定，但如今大秦几乎坐拥天下良田，人口爆发后更不缺农人。为了庶民生计着想，自然该废除不合理的赋税制度。
因此扶苏改制为田越多、税越重。
这个规矩非常得罪坐拥大量田产的贵族，但扶苏原本就见不得他们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正值六国旧贵族趁始皇驾崩起兵造反，扶苏便强硬地将此政策推行了下去。这样便安抚了饱受压迫的庶民，大大减少了庶民跟随叛军作乱的比例。
同时，扶苏还规定，镇压叛乱的贵族可以得到税收减免的优待。镇压得越多，减免年限就越长。
贵族虽然知道扶苏这是钝刀子割肉，用减免政策来安抚他们，让他们不再反抗新的税制。但他们没得选，只能接受。
胡亥搞那么多骚操作都没人拦得住，换上手段更高明的扶苏，秦国贵族只会更没有抗议的余地。
若是再闹，减免政策也给你削了，老老实实交税去吧。
贵族们只能自我安慰，就算镇压了叛乱，以后也不是就没有别的法子能够再给自家争取延长减免年限了。北边还有匈奴可以打，往西还有西域可以收拾。
扶苏见贵族老实了，又顺势推出了另一个人头税的改制，将之废除。
秦朝的人头税是规定16至60岁的男丁需要按人头交税，实际是一种劳动税。有劳动能力的人才需要交税，看似十分合理。
毕竟天下有许多荒田，若是完全按田亩数量收税，荒田的税收就要平摊到庶民身上去。
但剥削和压迫是永远存在的，到了王朝后期，大量男丁手里没有田地却要交税，土地都到地主手里去了。可男丁手里没有土地，不代表他们名义上没有土地，况且租田也是要交租税的。
只交人头税也就罢了，倘若人头税和田税并存，那庶民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
扶苏以官田形式收拢无主的田地和无人耕种的荒田，收税只按耕地亩数计算。虽然这么做容易给管理官田的官吏钻漏洞瞒报耕地数量的机会，可也比多收田税加重庶民负担要好些。
在大秦完善了庶民名下田地的登记制度之后，收税便可只收田租了，手里有多少田就按多少来交。
田越多税越重，也能限制一部分人盲目增加田产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地主的扩张。哪怕抑制效果有限，也比不抑制要强。
秦王政采纳了儿子提出的新税制，在此基础上与治粟内史等人商议完善。
适合上辈子秦二世的政策不一定完全适合如今的大秦，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动。
有秦王政坐镇，新制推行起来阻力更小。功勋贵族们或许不会给扶苏面子，但绝对要给王上面子。
大赦天下的时机选得好，旁人有意见也得憋着。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和秦王唱反调，以后不过了是吧？
“王上，如今正是秋收时节，贸然更改税制，只怕不妥。”
还真有人站出来反对的。
扶苏看了一眼那人，是个他没多少印象的秦国贵族。打天下没他家什么功劳，但他们家靠着在秦国经营多年，手里掌握的土地估计不少。
事实上功臣们刚灭三晋和楚国没两年，虽然分到手了大量土地，却还没太享受过这么多田地带来的巨额财富。
天下还乱着，有些田产名义上是分给了功臣，其实产出的庄稼根本没能送到他们的新主人手里。毕竟路途颠簸又遥远，运输实在不便。
秦王政于是赏下大量财帛安抚将军们，以此换取了新收的粮食。粮食直接就近充入各地府库，另外又运送了一大部分去往军营，作为军粮。
将军们对此没什么意见。
一来他们拿到了钱财补偿，二来他们打仗确实很需要粮草。
由于没亲眼见过改制之前的粮产账册，就算改制之后到手的粮食数量出现锐减，对将军们来讲也没什么心理落差。
减就减了，大不了回头再多赚点田回来。
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恐怕要等到天下一统之后，将军们才能真切地拿到六国田地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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