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见势不好，下诏不再铸造大钱，已经流入民间的大钱缴还官府，官府按比例兑换五铢钱。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很多大钱都没被收回，一直到东晋年间还留在民间，其中的差价让东吴政府一次吃了个饱。
最后来看刘备。
如果说孙权铸大钱，可能还考虑了方便流通的问题，不是故意骗取民脂民膏。那么刘备就绝对不是了。
最初，在进攻益州刘璋时，刘备和手下士兵约定，如果事情成功，那么成都府库中的收藏全部送给你们，我不干预。等到士兵们把府库里的收藏取光，军费无处着落，刘备非常忧虑。这时候刘备手下的谋士，荆州人刘巴为他出了个主意：“很简单，铸一枚值一百的大钱，与物价对等统一，命令官吏对市场进行有效整治就行。”
于是短短几月之间，刘备就空手套白狼，通过把一枚钱的价值规定成一百枚的方法从百姓手中获取财富，把军费筹齐了。
然而刘备虽然动机不纯，但他治下的货币反倒是三国中最稳定的一个。因为他有一个经济学水平超越时代的好帮手刘巴与赚钱水平天下一流的逆天丞相诸葛亮。
刘巴制定经济政策，派官员稳定市场，诸葛亮开源节流，努力赚钱，把刘备从百姓手里骗来钱全部补上，确立了百姓们对新货币的信心。大家都相信，丞相说这个钱值一百就值一百。而既然百姓相信，那么这个钱也就确实值一百，这就是铸造一张百元纸币的成本只要几分，但使用的时候却可以当做一百来用的原因。
金融学领域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信心比黄金更可贵。”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说完历史，回到荆州。
因为有王琅的缘故，荆州、益州之间被打通，连续五年没遇到大型战事的荆州本土安定富足，荆州、益州之间的商业来往促进了荆州商业的发展，四方商人与荆州之间的交流也持续不断。原始的“以物易物”手段根本无法满足商人的需求，市面上五铢钱的匮乏也导致物价渐渐有上涨趋势，除了布帛、谷米被强制规定价格，可以用小钱购买，也可以以物易物之外，其余商品的价格都在以总体上涨的趋势起伏波动。
王琅对此不仅早有预料，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她暂时也拿不出好方法。
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大致意思是说，当大家手上同时有两种法定货币时，大家总会先把认为不靠谱的那一个花掉，比如荆州同时流通小钱和五铢钱，大家就想先把小钱花掉。
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小钱越来越不值钱；越不值钱，需要的数量就越多，铸造的也越多；铸造得越多，钱就越不值钱，也就越缺钱，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钱荒问题就是因此而来，无数贤才志士对此都束手无策。
好在攻略关中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因为关中有大量董卓铸造的小钱，这些小钱虽然质量低劣，但胜在总量极大，拿回去融化重铸成五铢钱，那么荆州市面上五铢钱不够用的问题可以一次性得到解决。
和粮食、布帛一样，金属也是一种硬通货。有粮、有布、有盐、有金属，一个国家必备的四样物资也就齐了，其余物品相对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这四样物资王琅都有，而且都很充足，开始考虑重定货币体系的时机就到了。出于谨慎，王琅投石问路，先写了封信到学业堂，请士子们就汉朝的货币体系作一篇文章，发表见解——这是襄阳、南阳间沟通的一种手段，通常由王琅提供题目，时政题居多，然后由学业堂的士子们对题目进行探讨研究，答案出彩的士子会受到南阳方面的出仕邀请。无论出仕与否，被南阳肯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而且言论无罪，很少有士子能够拒绝这样的机会。
在学业堂进学的诸葛亮看到了这道题目，结合王琅在关中战事顺利，收缴了大量铜钱的消息，明白王琅很快要对荆州的货币体系下手改革。
他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定研究，也认为这是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根本问题，重要程度仅此于战争，因此暂时放下课业，针对货币的问题更加深入地研究起来，做成一篇极出色的政论。但诸葛亮心中尚有一个顾虑，打算两年之后再出仕，因此把文章压下了没有发，只在几个至交好友之间传看。可惜因缘际会之下，文章还是流落出去，传到关中，引起了司马芝的注意。
陆议、陆绩之所以一提到这件事就发笑，原因正与司马芝有关。
第63章、羽翼日成
司马芝虽然家无余财,从不置办产业，却是王琅帐下对经济最在行的一个。得到诸葛亮的《钱荒论》后，司马芝大为惊讶，直接把文章荐给王琅,又力荐诸葛亮出仕。
王琅通读一遍，发现诸葛亮对两汉货币体系的演变以及前人对此的论述一清二楚，所引用如西汉贾谊“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现象,正是16世纪由英国伊丽莎白造铸局长格雷欣提出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零和博弈、通货膨胀等概念虽未清晰提出,但字里行间也反应出同样的意思。
“古人所称的举一反三的大贤，难道是在说孔明吗！”
王琅的惊讶程度比司马芝只深不浅，一遍读完，反过头又读了一遍,爱不释手。
如果只是揭示现象，那倒也算了。关键是诸葛亮对此提出了一连串措施，以王琅、司马芝两人对经济学的见解与从政以来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都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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