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扬笑道：“学长，你这话可不能乱讲，放以前是要被打成‘理论走资派’的。”
许得民虽然只补充了那么一句话，却全盘推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变成了萨伊的要素价值论。这两派属于死敌，已经对立了100多年，认可要素价值论，就等于动摇了我党的正确性。
许得民摊手道：“所以这是个死循环啊，要想合理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引入要素价值论，引入了要素价值论，就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推翻了。这个理论问题必须解决，当下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但说来说去都没有找到合理解释。幸好我是管文化的，用不着我来着急。”
“哪有那么麻烦？”宋维扬笑道，“土地属于全民共有，是全体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之下，一拳一脚打下来的江山，所以土地本身就是人们劳动价值的载体。至于资本，那也是劳动所得，完全可以归为一般劳动成果。这不就符合劳动价值论了吗？”
“你这是歪理，经不起推敲。”许得民说。
宋维扬道：“能解释就可以了，而且不一定是歪理。”
许得民道：“也只能这样了。”
宋维扬说：“其实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资本论》主要剖析的是传统市场经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该如何反映并解释现代市场经济。我觉得吧，应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些马克思论著当中，发掘整理相关论述，并结合现在的经济形势进行丰富和发展。社会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我们解决前进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哈哈哈，”许得民笑道，“你毕业以后，应该调去政府部门做理论研究。”
“还是算了吧，我就一个看了点《资本论》的半吊子，吹牛可以，做研究不行。”宋维扬摇头说。
许得民问：“教你经济学的老师是谁？”
宋维扬说：“我读的专业是社会学。”
许得民愣了愣，哑然失笑：“你这个学弟啊，肚子里的墨水还真多，什么都能聊得头头是道。你是企业家，那我再问你，中国的企业应该怎么发展？”
宋维扬说：“中国企业的发展，面临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中国企业发展是在体制变革中进行的，而且还将继续在体制变革中发展。这个体制，可以理解为国家经济体制，也可以理解为产业规章制度。这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大前提，国企发展不容我置喙，就说私企吧，一要紧盯改革形势，二要协力构建产业规制，把这两个方面搞好了，才能跟外资企业硬碰硬。第二，中国企业必须在世界产业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关起门来发展是不行的，我们一方面要抵抗外资入侵，一方面也要想着主动杀出去。”
“这个概括得好，高屋建瓴！”许得民再次提高了对宋维扬的评价，主动留下电话号码，“这是我单位上的电话，以后多多交流。”
宋维扬笑着收起电话号码：“我就随口乱说而已，当不得真。”
“你不用谦虚，”许得民道，“就你刚才对中国企业发展的论述，完全可以展开来，写成一片论文，投到社科杂志去发表。如果写得精彩，说不定还能上内参。”
“考虑一下吧。”宋维扬说。
许得民不是什么大官儿，他整天跟艺术家打交道，从一开始就被边缘化了。聊这么多也就结个善缘而已，对喜丰公司的发展并没有实质性帮助，或许有一天能够通过他认识其他领导。
两人都是会聊天的，在飞机上一通神侃，把隔壁座位的乘客听得满脸懵逼——聊深了听不懂啊！
许得民好像是要去京城参加一个文艺工作讨论会，下飞机后，宋维扬跟他挥手作别，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宾馆。
宾馆是喜丰的京城销售公司提前订好的，宋维扬在房间里看了半天书，到晚上的时候，大哥宋其志终于带人来了。
“央视标王真那么有用？”宋其志一见面就问。
宋维扬笑道：“当然有用。”
宋其志说：“那不得2500万以上吧。”
“少于3000万想都别想。”宋维扬道。
“只是黄金时间段的广告而已，太多了！”宋其志咋舌道。
嘉丰酒业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在宋述民手中，产品已经渐渐走出西康，在邻近省份也卖得不错，1992年达到年销售1.6亿元的最高峰。
但到了钟大华手里，嘉丰酒业的快速扩张戛然而止，省外市场几乎全部丢失，省内市场份额也急剧下滑。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994年元旦，政府突然对酒类征收消费税。粮食类白酒的消费税率高达25％，这等于直接吃掉销售额的四分之一，酒厂利润锐减，这也是嘉丰酒业连月亏损的重要原因，并非全是钟大华搞出来的。
宋其志说：“为了甩掉不良资产，买断国企工人工龄，再加上钟大华留下来的烂摊子，嘉丰酒业现在负债4000多万！《焦点访谈》虽然把钟大华搞下去了，但也把嘉丰的牌子搞臭了，产品越来越不好卖。我专门去监狱找咱爸出主意，但收效甚微，情况比几年前都不如。现在又拿几千万来拍标王，万一效果不好，酒厂就直接黄了！”
宋维扬笑道：“央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搞一个标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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