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停顿后，不等校领导和老师反应过来可能发生把自己隔离出去的情况，程燃道，“我说你在骗人，请问中澳那个糖果实验，是刊登在哪则报道上面的？是哪个机构或者哪些人做的实验，从哪里可以查证？”
孙萧气笑，“这些自有文献记载，在相关的刊物上面，难不成我现在还要当场给你找出来？年轻人，多读点书，就不会这么肤浅了。”
“真正的糖果实验，被称之为‘棉花糖实验’，是1966年沃尔特米歇尔博士在斯坦福大学幼儿园进行，研究人员将1颗棉花糖放在儿童面前，并且告诉他们如果能够在研究人员回来之前忍住不吃这颗棉花糖，就能得到第2颗棉花糖。如果他们吃了这颗棉花糖，就只能得到这1颗棉花糖了。这个实验跨度是十几年，跟踪了十几年后的这批学生，实验告诉你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教会儿童更有耐心、进行更好的自我控制，他们之后就很有可能取得成功。但实验没有说的是，那些面对棉花糖诱惑的小家伙们都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儿童，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也没告诉你为了弥补棉花糖实验的局限性，后来纽约大学选取了1000名四岁儿童，分为母亲有大学学位和没有大学学位两组，分别测试。结果证明，延迟满足并不能影响儿童其之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影响儿童未来的，可能是更宏观、更难改变的因素，例如儿童的智力和家庭是否优越？”
程燃的语调平静，但却引得全场鸦雀无声。阶梯教室那黑压压的人头，人们扭动身体座椅吱嘎作响声音中，轰隆隆的转过来，一个个侧头看着他，对他这番理据详实的回应，愣是有点吃惊。
“所以所谓的糖果实验，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且先不说糖果实验的本质是研究延迟效应对儿童未来的影响，结果在你这里，却变成了中国学生和澳洲学生的较量……孙专家这种偷换概念的方式，倒也是炉火纯青了。不，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本也是你的天赋。”
“实际上你的那篇夏令营中的较量，在1994年，中国青年报就以第一版整版篇幅刊登过对你失实报道的披露。但你彼时的言论正大行其道，没有任何人在意过那篇报道，而你自己也没有回应，因为你知道，那篇报道，说的都是真的！”
“报道上澄清，负重步行距离，是日本根据儿童体能科学制定，即负重10公斤，步行20余公里，你编撰20公斤50公里匪夷所思的数据，是因为从一开始，你根本就枉顾事实，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你说那些中国的孩子把书包扔在车上偷懒，而日本的孩子一直自己背着。事实是国产书包质量的确太差，80%的学生书包因为不能负重断裂，而日本学生都是专业野营背包，当中国孩子把书包扔进车里之后，中国老师只说了一句：‘这马车是拉公用东西的。’孩子们立即把书包重新拿起，有的扛，有的抱，有的用铁丝把带子勒上继续前进，产品质量差使中国孩子承受了比日本孩子更多的困难。”
“你所说的那个躲在席梦思上品着奶茶的漂亮女孩，是在行军中病倒，一个人躺在硬纸板上，医生看过后送回大本营，第二天一早，这个女孩尚未痊愈就归队加入，并直至走到目的地。”
“日本的孩子不会在野外解手，中国的孩子没搭过帐篷，双方都在真诚的发现对方的优点，对照自己的缺点，甚至日本孩子还说过，没想到中国孩子没有日本独生子女的缺点。”
……
“报道上还披露，中国孩子其实当时承受着比日本孩子更大的困难，因为各班班长都是日本大学生，中国孩子有语言障碍，饭食全按照日本口味设计，中国孩子想吃也吃不好，日本方面为了做一次儿童饮食实验，饭量控制得很少，日本孩子抢着吃，中国孩子却因为讲‘传统美德’谦让而经常挨饿，即使如此，就算知道附近供销社能买到吃的，但他们仍然忍住饥饿不去买。请问这样的中国学生，当年看到你的报道，他们该怎么想？他们明明很努力，却被你就这样钉在耻辱柱上。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就可以蒙着他们的嘴，把一个个标签往他们头上贴。”
“你说日本人公开说你们这代人不是我们对手，在你的报道出炉后，日方国际青少年冒险实行委员会会长河边新一先生给中方宋庆龄基金会写过一封信，信上表达这次夏令营中日孩子们的友谊，‘恰似一部充满激动和泪水的连续剧’，却也说到，‘他们得知中国某杂志刊登了令人遗憾的文章，我们日方有关人员深感痛心，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出过那样的话。’日本队员回国后对中国同伴的回忆是，‘他们很有礼貌’，‘一个人埋头干活’。‘很会做饭，日本孩子绝对做不来的饭菜’……”
“而不是你所说的，‘中国孩子又白又胖，抄着手在旁边玩耍’，各种偷奸耍滑的形象。他们明明努力着，没有给任何人丢脸……却在你这篇文章里面，他们都是畏首畏尾，骄里娇气，妄图不劳而获的饭桶和垃圾！”
人潮开始窸窸窣窣，躁动的声音也开始越来越大。
校领导这边，人人面面相觑。他们本想采取措施，但程燃的一段段，一句句，都有理有据，翔实充分。连他们都忍不住一直静默听到头。
沉默，就是一种态度。
看着此时的程燃，态势仿佛睥睨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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