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本身便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态，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践踏弄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谁也称不上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方，无非党同伐异而已。
后世三国虽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吴无论哪一个，也都只是从流适乱的权力媾和，算不上一种常态的政治构架。并不是因当时人智力不济，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标榜一断前朝，那么无论是前晋新朝，还是更前的魏蜀吴三国，包括东汉政治在内，其实都乏甚借鉴的价值。但是制度的创设，又不能凭空而生，必须要立足于当时当世。所以后世重归一统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现成可供借鉴的模版。
虽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离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间还有着几百年的跨度。但这中间几百年，都是战火纷飞的南北混战，关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实可以说是陷入停滞的原地踏步。中间纵有英主一时涌出，提供了一种可以暂作维持的制度模式，但终究不能考虑到南北普罗大众的切身得失。
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虽有苦难给予了诸夏生民以无尽痛苦，但也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屡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断续，才使得诸夏得有不断进步的动力与空间。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有远近诸夷崛起而势大一时。但俗话说得好，没事走两步，鹊起于一时、桀骜于倏忽，没有经历过时间伟力的考验，又有什么资格耻笑一个荣耀与耻辱并抗、至今仍奋勇而前的文化传承！
因是洛阳中枢在改制的时候，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这一盛世模版，明事权而断职任。
中书长官诏命，此前一直主持行台政务的杜赫自然当之无愧而就任中书令。尚书则管行政，下属六部各任职劳，江东老人贺隰与河北名流崔悦分别出任左右仆射，至于尚书令则因事权过重而暂不选任。
中书省与尚书省本就前朝旧制，此次改制不过更加明确彼此职事，算不上是创建。那么门下省的单独创建且定为中枢三省之一，则就可称一种开创了。
正如六尚之一的尚书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参与到外朝施政中，如果真要追溯门下省的前身，也可达于中朝前晋。但在此前，门下或是称省、或是直称侍中寺，大体相当于最初的尚书，仅仅只是作为皇帝的亲信侍从，处境可谓尴尬。
特别是在南渡中兴之后，皇权本身便不振，依附于皇权的侍中处境则就更加艰难，或是作为权臣加官，或者仅仅只是将人投闲置散而又表彰虚荣的一种安排。
可是现在，门下省被独立出来，并被赋予执掌机要、共议国是，甚至给予审查诏令、签署奏章的大权，中书诏令若是有失，甚至可以直接给予封驳，则就成为皇帝的意志体现，用以制衡中书省权重，是对君权的再次延伸。
至于政务六部，则就是对魏晋以来的分曹任事进行制度上的加强，使得六部尚书得以真正的参与国事行政，令中书相权再次下方，对于皇权的加强更是意义重大。
第1504章 章制悉定
大梁帝国三省六部这一中枢制度的确立，代表着自两汉以来皇权对于外廷的干预和分权总算告一段落，且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渊源，前身其实都是君王内侍近臣，皇帝为了保证君权得以独大，且对外廷能够形成有效制约，而不断将自身的权威下放给这些近侍臣子，使他们得有资格参与到外廷行政之中，对原本三公九卿的体系不断造成冲击，甚至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能力。
当然，除了三省六部这一中枢主体制度的创设，远三公九卿旧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为中枢制度的主体而仅仅只是一种补充。
这其中，三公成为真正的荣衔用以犒奖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则剥离原本的政治礼遇，退化为单纯的事务性职事，用以补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这也算是一种褪去繁华之后的返璞归真，九卿改为九寺，再加上同为事务性的五监，如是便组成独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务型职官体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加上一个风闻奏事、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如是便构成了中枢官署的基本构架。
这一整套台省、寺监的定制改革，在大业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时间内逐渐完成。这还是因为朝廷中枢本就脱胎于原本的洛阳行台，诸多创制其实早有雏形，在审定职权、核定品阶之余，同样没有荒废了正常的行政事务。
当然，在这一年时间当中，除了中枢改制之外，朝廷对于地方上的监控也并没有松懈。
至于地方积弊，其中最大一桩就在于州权过大，这是后汉以来长久积弊，单以江东举例，三国之中的东吴政权所以创立，基础就在于半个扬州的江东六郡。而荆州更以分陕重镇，屡屡抗衡中央。
更不要说，大梁皇帝沈维周本身就是从方镇崛起，构建霸府，最终缔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约州刺史的权柄，将是大梁新朝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于这一点，朝廷主要提出了三个解决途径。首先便是针对州这一级行政单位的体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类似旧年沈氏为了获取一个方镇基础而拆分扬州，便提供了一个经验。
这一项工程，注定浩大，为了保证地方上的稳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区。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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