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业元年将近尾声，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个左右，未来则肯定还要继续推行，确保任何一个独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体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枢。
第二个途径，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评，三年一考，依照政绩优劣分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执掌部司寺监，或流入别州继续外任，或降品黜用。给外州任事者规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确保不会久任一地而专擅地方。
第三个途径，则是事权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构架大体分为州郡县三级，大梁新朝则直接取缔了郡一级行政单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郡望旧族的一种打压。
所谓名教，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名为教。所谓的名，狭义上就可解为名词。三纲五常，你无需了解内在机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为守礼恭谨之顺民。
名词更可引申为概念，无需了解更多历史细节与世道进化机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个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举则就是一个进步的、开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种进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来，世族豪门乡声誉望何以名为“郡望”而非县望或州望，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大梁新朝创设伊始，郡作为一个行政实体被直接废除取缔，这在无形中就化解了相当一部分郡望给世家旧族带来的实际惠利。
州权下放，郡治废除，相应的县这一级行政单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强，而县令也成为大梁统治之下位卑而权重的代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枢诏令下达两千余条，其中确定将会推行实施的政令范畴则达到一千条以上，而在这个范围之内，单单直接诏达县令一级的，便有七百条之多。
在这个事权下放的过程中，皇帝陛下更是亲自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表示出对于县令这一级主政一方官员的重视。像是大业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连续数次亲临中书省，主持各地县令选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学府创设经年，培养出大批时流少贤，但这些人或限于年龄、阅历等等，还没有达到大事推之的层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则恰如其分。
这些人可谓是真正的天子门生，入学天中以来，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响。现在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将一身所学推及四方，实实在在的给世道带来深刻影响。
在朝廷内外百官之中，核定品秩，其中正一品并无职官，一品者，天人也，仅仅只是作为老臣哀荣追赠，特旨一品寄禄。
从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并为六公，至于充满霸府味道的大将军、大司马职则废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为荣授而非常职。
正二品为三高官官，也是台省正式任事官员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书省左右仆射特进正二品。从二品为东宫三长、诸军区大都督并禁卫六军都督，畿内及陪都诸尹即洛阳、长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为三省副职、六部尚书、东宫三客、领军都督、太常卿、宗正卿并上州刺史等。
至于作为地方各级官长中新贵的诸县县令，则依县治大小不同而分列正七品、从七品。同时，县令一级的官员能否快速成长起来，也关系到大梁整体官制改革的深入程度。
诸州划分之所以需要分步进行，主因并不在于事务繁重与否，而在于朝廷缺乏拥有执政一方经验与能力的官员储备不足。
虽然此前洛阳行台也储备了相当一批人才，但是之后河北、山西的收复同样也带来了大量的人才缺口。就算是有秘阁少贤专项培养，在短时间内，朝廷仍然缺乏足够成熟、能够推以州事而任的官员，只能等待基层才力成长起来，才能将改革继续深入推进。
整个大业元年，洛阳朝廷都在忙碌中渡过，包括皇帝陛下本人，至于三省宰辅留宿于设于门下省的政事堂，则更是家常便饭一样寻常。
努力自然就有收获，当大业元年将近尾声，中枢制度改革算是暂告段落，中枢与地方都开始井然有序的运行起来。
当然改革的步伐并不会就此顿住，像是明年之后，内外政令、职任都已经运行过一段时间，优劣如何肯定也都会有所彰显，因此仅仅只是搭建起框架的御史台便需要仔细扩充起来。
因此在大业元年末尾，远留守长安的李弘便被调入朝廷，正式担任御史大夫，开始选募诸侍御史、监察御史并各州县观察使，可谓是磨刀霍霍向百官。
与政务上章制悉定向呼应的，便是朝廷在用兵讨逆的军事方面，同样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姿态。
河北谢艾所统王师仍在稳定高效的打击围剿着以石虎之子、伪赵王石遵为首的羯国残余，并将羯国残余势力驱出原赵郡、新兴郡等区域，将这些羯国残余完全限制在了雁门、代郡等边地，再也没有力量去破坏河北整体的入治情况。
与此同时，陇右王师也是频奏凯歌，在原凉州州主张重华出走东归入洛之后，原本凉州相持不下的局面便不复存。
庾曼之在接手张重华所留下的枹罕、姑臧等重镇之后，随着关中援兵抵达陇上，即刻便向盘踞于张掖、酒泉等地的张祚势力发起进攻，数战皆胜，直将张祚逐入敦煌胡部之中，并最终在十月初勇克敦煌，胡部酋首胆寒之下献上张祚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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