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民众对一些事已经相当不满了，这要是做了等于是火上浇油，到时候真要是控制不住了，只怕还要给皇父钺翎陪葬。
商人这里借不到，那就问齐国借，齐侯表示我也没钱，刚打完仗，穷苦困顿；和魏国借，魏国刚丢了中山、败于赵，也得扎紧腰带过日子。
再派人去和楚王密谈，一则是借钱，二则是结盟，楚王当即表示拒绝，楚王一则是没钱，二则是担心会引发泗上的不满。
借不到钱，除了加税也没有别的办法，总不能自己变出钱来。
这正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饶是他颇有智计，但没钱就没办法。
大量出现的自耕农毁了宋国的封建军制，没有国君、大夫、士、庶农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制度，就没有礼法下的军制，连军队都拉不起来。
火器的出现，毁了原本的农兵体系，农兵在火器、骑兵的常备军面前不堪一击，皇父钺翎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刚吞并了费国的泗上就陈兵在商丘城外不足三百里的地方。
想要转移矛盾，需要有土地。
可多出来的土地在那些分封贵族手中，他们又不肯交出来，不交出来就没办法变革从而缓解内部的矛盾。
借机和贵族开战，煽动民意，墨家就在旁边看着，到时候一旦有机会，墨家肯定要“为利宋国万民、出兵助皇父令尹之利民变革”，到时候墨家出兵那后果可就眼中了，民意一旦被煽动起来，皇父钺翎明白只怕自己也被这熊熊的火焰吞噬。
而且当时各国刚打完中原大战，泗上是受损最小的，剩余的一个个全都重伤。魏、楚、齐诸国全都无力干涉可能的墨家入宋。
对外战争、掠夺土地，周边一个都打不过。
分封建制下的旧军制的生产力基础彻底改变，新的军制还未建立，这么一个空档期，皇父钺翎实在是无计可施。
最终他只能选择最为无奈的一步：自己解放自己封地上的农民，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授予他们，代价是他们需要服役，以此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支常备军。
人有了，没钱还不行。
而且自己的封地先变革了，自己的钱更少了，那就只能选择和贵族们妥协：君子院一致通过对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加税。
因为自耕农和工商业者认为，宋墨非攻同盟的存在，宋国根本不需要一支常备军，只需要有民众自发的守城力量就可以，真要是出了事墨家的野战部队可以帮忙，所以他们认为没必要加税。
当然，这也是在底层有着极强宣传能力的墨家所引导的，甚嚣尘上。
皇父钺翎需要的是有一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军事力量，他不敢过于放任民众力量的强大，所以采用类似府兵的制度，在自己的封地上授田于民、免税、服役，以此来组建一支特殊的军事集团，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力量。
贵族们是不可能缴税的，继续压迫贵族就会煽动民意，很可能控制不住，不如选择和在君子院有足够人数的贵族妥协，让自耕农和工商业者缴税来养皇父钺翎的私军。
皇父钺翎自有打算，就算是宋国真的出事了，魏楚都不会放任不管，尤其是菏泽会盟后墨家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真要是宋国出现了国人暴动，就可以立刻拉魏楚下水，一同对抗墨家和国内民众的暴动。
第二十二章 宋国乱局（下）
时代波澜之下，必有时代的弄潮儿。
宋国乱局纷纷之下，许多人浑水摸鱼，许多人长吁短叹，也有一些人从这样的乱局中看到了机会。
这样的乱局之中脱颖而出的这个人名叫戴琮。
戴氏是宋国贵族的姓氏，也是宋国一直以来的实权派贵族之一，戴氏一族源于宋戴公，以谥号为氏。
二十年前的政变中被司城皇一族驱逐的戴欢，正是戴氏一族。
戴琮和戴欢是不远不近的亲戚，当年政变之后司城皇一族本可以赶尽杀绝，但是墨家出面搅合，根本就是想利用贵族的矛盾，不想让皇父一族一家独大，因此弄成了宋国这种乱哄哄的局面。
加上司城皇一族受到了其余贵族的警惕，使得赶走了戴欢之后，戴琮一族并未受到牵连。
只不过戴琮一族并不是大族，在宋国内部贵族中排不到前三，原本根本无任何可能谋取最终的权力。
若是宋国一直如二十多年前一样，戴琮一族自然会选择抱紧大腿选择站队，根本不可能选择自己出来。
可是宋国的混乱局面让戴琮看到了机会。
时代变了。
君主制在丧失了原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礼法被质疑和被众人反对，根本难以维系原本的统治。
于是乎戴琮这样的人便采取了顺风转舵的手段，卖弄风骚和给出虚假的善意以便得到那些有钱有力量但暂时没权力的人的支持。
实行收买以便讨好，而不单单靠刀剑维持统治，毕竟礼法废掉了，平等尚贤的思潮如同瘟疫一般传播。
戴琮纵然不是宋国如今数一数二的贵族，但也是个大家族的人物，世袭着君子院的身份。
皇父钺翎取代了他父亲皇父臧后，戴琮一开始是沉寂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不足以撼动皇父一族的地位。
等到几年前那场风波之后，戴琮敏锐地发觉了机会，将自己包装为“最亲近平民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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