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是在春秋时代，少说也是个楚王问鼎的罪状，各国都会出兵干涉以维护旧制度。
楚国当年可以问鼎，可以自称蛮夷观中国之政、可以自称王爵，到头来还是靠战场上说话。
四年前菏泽会盟，各国诸侯也只是口头上责骂了一些，却并没有太多的动作。
无他，仅仅是因为中原大战泗上渔翁得利，受损最小，各国都不敢打下去了。
放到宋国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在宋国先发制人，可能会招致各国诸侯屠杀在明面活动的墨者，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礼送出境。
这种辩证的考虑，便是这边越凶狠，那边反而越客气；这边越隐忍，那边反而越凶狠。
和旧贵族之间的分歧，那真的是你死我活。如这人所言，墨家所规划的天下中没有贵族的位子；贵族们规划的天下中也没有平等的位子。
大战不可避免，这是四年前菏泽会盟就已经说清楚的事，从墨家绝口不提非攻转而制定战争法的那一刻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有些事，不需要说的太清楚太直白。
从“非攻”，转为“一天下为大利，非攻的解决方法就是兼爱、兼爱的前提是消除齐鲁越晋人的区别”的宣传口号的变动，再明白不过了。
之所以现在没打起来，只是因为各国包括泗上都觉得时间站在自己这边，越拖下去越有利，都在谋求变法集权。
宋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宋国不是费国，一旦宋国出事，整个中原都要有所反应。
宋国决定了三晋南下最重要的通路；决定了楚国北上最为便利的通路；也决定了泗上周边的安全和谋取中原的通路。
牵一发而动全身。
众人沉默片刻，负责人道：“既说是获胜才可以谈利弊，那么就现在来看，不考虑泗上出兵，我们获胜的可能有多大？”
那个支持先发制人的墨者自信满满地道：“七成，至少。”
“我们在商丘有不少人，而且随时可以组织起来至少四个连队的士卒。”
“皇父一族的私兵距离商丘还远，两天时间，我们足以控制住商丘的局面。”
“商丘既得，戴氏一族本就颇得民心，况且二十年前政变之后，民众一直有武装，所谓非攻守城。”
“一旦控制住商丘局面，便可以武装起来至少三万士卒。骑兵虽无，但炮兵我们有优势。”
“野战对垒，却也不惧，商丘城下决战，未必就输给皇父一族。”
“就算不决战，我们固守商丘，皇父钺翎也攻不下来。到时候，泗上是否出兵，时间都在我们这边。”
“扩军之后，三个师就在泗水，防备宋国有变，六指为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可控制宋国局面。”
“而魏楚等国，想要出兵却难。”
“一则，魏国出兵与否，需要考虑秦国和韩国的态度。”
“二则，陈蔡等地，楚王集权变革，那里并没有实权的封君，楚国想要出兵，便必须要经过楚王的允许，而不是有封君私兵县公可以直接用县兵先出征，倒逼楚王宣战。”
“泗上不出兵，商丘的事，那是皇父一族嘴里的戴氏之乱。”
“如果各国以戴氏之乱的名义出兵，就必然不敢动我们在各国明面活动的同志，他敢动我们的人，那就不是干涉宋国，而是对泗上开战。对泗上开战，我们可以直扑魏国河东地、楚国陈蔡地，他们只怕也要考虑。”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成事，回旋的空间极大。泗上中央那边自然会作出应对。”
“可若是我们直接妥协隐忍，那失去了主动，难不成我们这的放弃宋地？”
“不放弃宋地，那么我们便师出无……无旧名。以利天下和害天下的名义发动战争，那就是彻底和各国宣战。只要我们能够成功，那么还可以用助戴氏的名义出兵。”
这人说的极有底气，而这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商丘是泗上之外墨家的大本营，那是墨家起家的地方。
二十年前就有木器厂里安插各种成建制的墨者士卒的行动，现在更是如此，墨家在商丘的势力远不是皇父钺翎能够想到的。
对基层的控制力，是个悖论。如果皇父钺翎能够做到集权、控制思想言论、控制墨家活动，准确掌握商丘的各种情况，那他也不至于现在连那些分权的贵族都没解决。
这年月，不是谁想集权就能集权的，原本的历史上从吴起逃到楚国开始，楚国就想要集权，集了百余年到头来还是没集成。
皇父钺翎虽有才能，可他毕竟是旧时代的人，商丘城内的局面是他所学习的、家族传承的贵族统治术从未面对过的大变局，他隐约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距离总结出新的统治术还差得远。
商丘城内的局面，远比皇父一族想的复杂。
磨坊、木器作坊、大型打铁作坊，里面有许多成建制退下来的士卒，经常轮换，平日看似为民，一旦需要立刻就可以连同军官之类都直接复原。
他以为那些失地农夫受墨家言论影响，实际上却是真正平等派的农家，两边的道义细细思量实则有着巨大的差异。
他以为本地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在自己的私兵来临后便像是旧战场上车士阵亡后的徒卒一样，实际上里面成组织的墨者既是无冕的隐藏基层政权、又随时可以转为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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