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算是这里数一数二的乡绅，家中有私田六千余亩，数十人与之佣耕，牛马极多，每年种植棉花、小麦、油菜等，售卖于泗上，得钱无数。
其庐皆为砖瓦所制，更有两扇在泗上之外算得上是身份象征的璆琳窗。
二十余年前宋国政变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是士，但没有被波及到，随后宋国中枢政权彻底被适给毁了，城邑之外的基层统治几乎完全丧失，墨家趁机渗透到宋国各处，在一些地方基本取缔了宋国在村社以及城邑之外的统治。
那时候他家里有大约一千亩土地，实际上都是化公为私得来的，宋国那时候已经有了私田，只不过公田制、私田制、村社重分制、封田农奴制共存，混乱的很。
不久之后靠近泗上的这片地区就开始了残酷的土地兼并，因为泗上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革新，使得经营土地有利可图，二十年时间，东乡子琪用了各种手段不断地兼并土地。
或是占据公田、或是灾荒年借贷要地……原本就有的自耕农，因为这里不是泗上，没有牛马铁器的扶持，粮价又两年降低，使得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差，或是因为负债破产卖地被破流亡泗上；或是因为揣着在泗上发财的美梦卖地离开。
而非自耕农的村社内，东乡子琪一步步侵占原本需要每隔二十年重新分配一次的份地；或是直接强占那些土地，原本那些还拥有一点份地的农夫逐渐沦为了佣耕者。
到现在，东乡子琪已经拥有了六千亩土地，经营发展，每年收益极多。
他算有钱人，但却不再是贵族。
贵族大部分有钱，但有钱却不一定是贵族，贵族存在的基础，是分封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
贵族拥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的支配权，天子诸侯封地的时候，封的是连同人绑定的土地，否则分给贵族一大堆土地却没有人，难不成让贵族老爷自己去种地？
出现东乡子琪这样的情况，除了一些经济上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当年的政变使得宋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来贵族政治的平衡，需要贵族封地的势力平衡，而封地势力的平衡又和封地内的农奴数量息息相关。
封地内的农夫，对于贵族而言，不只是耕种公田的工具、平日劳作的工具，还是兵员，没有兵员的贵族，在分封建制尤其是宋国三姓共政的政局下没有发言权，所以贵族们需要将农夫牢牢地绑定在土地上。
二十余年前宋国政变之后，各地乱成一团，几大贵族只能控制自己的封地，而靠近泗上地区的贵族们纷纷转向。
不转向也不行，盘剥的太严苛，旁边就是泗上，封地内的农夫一团一团地往泗上跑……就算封地还有，没有人干活，贵族也不可能自己去干活，那封地再大也等同于无。
泗上进行了最为暴烈的土地变革，靠近泗上的这些地方则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走了一种强取豪夺的兼并模式。
这种强取豪夺的兼并，伴随的是生产技术的进步，许多作为佣耕的人觉得生活水平比起二十年前还要强一些，故而还有不少人留在来佣耕，再加上泗上作为这种变革的泄压阀，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抗事件。
东乡子琪便雇了一个精通稼穑的人管辖自己的土地，改革种植技术，加上前几年泗上急需粮食和棉花以及油料作物，使得他每年的收入不菲。
这一次泗上出兵宋国，他并未受到波及，因为泗上的政策很明确：逃亡贵族的土地收回民众所有，反封地不反私田。
然而他还是有些担心，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地被分掉，泗上的政策很明确，他这样的地不会分。
他担心的，是自己庄园内佣耕的那些穷贱之民，分不分地？
尤其是听闻“真正平等派”的农家也要参与宋国执政的时候，心中其实大为惊慌。
如果，自己庄园内的佣耕者也分地，那么……自己这六千亩地就算是自己的，谁来种？
如今的稼穑技术，铁器牛耕，高产作物，垄作轮作套作等技术的传播，百亩之田，九口之家若无荒年则无饥困。
真要是也给那些人分了地，或者说学泗上那样组织生产开荒，或者说分掉那些大贵族封地给民众包括自己庄园内的佣耕者，那他的这六千亩地其实和十亩地就没有区别了。
现在说法很多，今日看到了杨朱学派等人经过，东乡子琪总算是松了口气，心中大定，只要不是农家，怎么都好说。
这里人口算是密集，但相对来说其实土地或者说可供铁器时代开垦的土地还有不少。
东乡子琪怕的就是农家或者墨家这种有执行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派执政，开垦土地需要投入资本，需要组织水平，否则的话民众安于现状，宁可继续佣耕，毕竟没钱没牛没铁没农具种子没余钱渡过之前的几年。
他是真心盼望来一群“无为而治”的学派，啥也别管，也别组织民众开垦，也别组织民众稼穑，也别给民众提供贷款和扶植，一切顺其自然万物自化才好。
席间，孟孙阳便提到了当年杨朱住旅店的“美丑二妾”事件，说道：“杨子言，行贤，勿行自贤。我们如今即将主政此地，昔年宓子贱治单父，鸣琴而治，那就是因为善于听取众人的想法，知道为民者想要什么，而不是自以为自己实行的政策就是贤政，这是可以吸取经验的例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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