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知道吴起不会无故说起墨者的事，知道这件事定然重要，于是静心去听。
吴起说道：“那在廪丘成名的叛墨胜绰，我也知道这人。又听说宋地种植冬麦的事。思虑许久，这正是君上的良机。若今年能借嘉禾祥瑞与伐齐事，主上封侯，日后争霸天下这两件事大有裨益。”
李悝忙做请教的姿势，吴起理顺了思路，说道：“我在西河创立武卒，不再是农兵合一，而是农养强兵、兵农分离。”
“养强兵需钱财帛粟，钱财帛粟从赋税中出，但赋税又从农夫手中种植出来。如果那冬麦之法、墨玉鬼指地瓜土豆等物引入西河，一年收两季、亩产曾一倍，亩数不变就可以增到四倍。”
“如此一来，原本十户农夫可养一武卒，得此法后，三五户便能养一武卒。武卒数量一倍，税率不变，民用又足……八万武卒，分出四万守西河，另有四万攻齐、卫、郑等膏腴地，霸业可成。”
他开创的武卒制算是职业兵募兵制度，但又有动员征召农兵合一制度的残留，算是募兵加府兵制，还涉及到免除赋税等制度。
这种兵制五十年内称雄天下，但五十年后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和崩坏的田亩制度形成的基层军官团家族也会造成反噬。
但于此时，此军制无敌于天下，完全可以吊打此时诸夏的绝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分封制最严重的楚国。
李悝主持了魏国的变法，吴起这样一说，他便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若吴起手中有八万武卒，甚至将整个魏国的军制都变为武卒制，一方面可以加强君权，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强国，而且西边维持西河对秦的优势，分兵攻打东方中原的膏腴地，何止是霸业可成？
说完了宿麦和新作物轮作的事，吴起又道：“再者，廪丘成名的胜绰，早在齐鲁便有名望。墨者守城之术我素来知晓，三里之城，若墨子禽子亲临，我无五倍兵不敢攻取。”
“昔年禽子学于西河，后尽学墨翟守城术。胜绰精于战阵，虽守城不如墨子、禽子，但其守城手段也必高。否则廪丘被围，田布以地道挖掘攻入那些叛墨以墨守之法应对，只怕廪丘已破。”
“这些人既已叛墨，显然不再遵守非攻、兼爱、节用、不售义等墨者道理，正可为主上所用。”
“若放这些人于西河，守大荔、阴晋、武城、河曲……则秦人必不能破城。秦人疲惫，我再领武卒前往，以逸破劳，无需多费兵卒。叛墨守城，我攻围城疲惫之秦，又能省下一半兵力。”
“再加上宿麦新谷、什伍编成，西河之兵可分一半于河东。威慑赵氏，若得机会，攻取邯郸、中牟，赵膏腴地尽属魏。”
“齐乱外强，有牛子之乱、公孙会之乱、田和田昊兄弟相争，二十年内无力阻魏。”
“卫弱而肥，一攻可下。”
“韩郑血仇，韩地又近楚。楚王虽新立，但却勇武好争，韩若求存必求魏。二十年后，三晋中韩魏又可结为一。”
“如此一来，二十年后，天下大势可定。无非魏、楚之争。楚地大而广，不能一攻而下，百年之内如蚕食桑，这便是中山君以及子孙的事了。”
李悝知道吴起之才，不只在于军阵练兵，更有相才，雄图大略也非常人可比。
原本武卒选拔不易、又要脱产训练，以此时的亩产数量供养三五万武卒已是极限，不可能再多。
三五万武卒，虽然可以仅靠西河一地压制秦人不能东进，但却不能够分兵去帮助争霸中原。
若在别处训练武卒、改革军制，又会遭到魏公族的反对。
前一阵中山国被灭，魏斯封儿子魏击为中山君，已经招致了魏国公族的极力反对，甚至引发了一些动乱——魏击是继承人，封他为中山君也就等于二三十年后君权直辖。再加上已经实施变法、之前属秦且没有公族势力阻碍的西河地，公族们明白二十年后国君的势力将不是自己能阻挡的，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吴起却从冬麦新谷和那些叛墨中看到了一条不用过多触动公族利益，就能在原本基础上增强西河与国君力量的办法。
李悝如何能不重视？
略微一想，就觉得吴起的办法正可以实行。
如今函谷关、崤塞都在魏宗手中；华山、梁山这两座压制秦人的山脉也是魏宗所有，沿山脉修筑的长城保证了秦人如果攻不下西河只能在关中自绝于中原，绝无机会染指天下。
山西，是北方的战略制高点。得山西，攻守自如。
秦人如今被夹在山外，什么崤函之固的说法对秦人来说此时算是做梦，山河之险此时属魏。
如果能够多出三五万武卒，整个战国的局势就会出现变动。
宿麦新谷，将来必定天下种植，但天下诸国完成了部分变法的只有魏地西河，如果没有配套的变法来适应着新的生产力，并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战争力量。
如果赵氏被魏氏逼得不能南下，那就只能北上发展。一旦赵氏攻取了河套地，不需要经魏人所有的西河，就能自北向南威胁到贫弱的秦国，到时候整个战国的局面就会大大不同。
再者若那些叛墨助吴起守西河，秦人急切间不能破城，待秦军疲惫，吴起再从容调动武卒围杀，可以节省兵力。
这样的守城等援的战术用上三五次，秦人不出动倾国之兵就不敢再来袭扰西河。而要出动倾国之兵，每一次攻击西河的间隔时间就会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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