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弃利天下，而去追求圣王的行为，这就像是舍弃了珠宝而留下了珠宝盒一样，这是可笑的。”
“越地有鸟田，上古之时，愚钝的人看到鸟飞来，只想着用绳索捕捉；而大禹看到鸟飞来，则会想到以鸟耘田。如今愚钝的人因为大禹的教化，也知道用鸟来耘田；可如果大禹尚在，难道还是会选择耘田吗？”
“相反，若如今尚在，大禹会选择用绳索捕捉，转而种植两季稻米，以防止被鸟吃掉。难道说大禹用绳索捕捉飞鸟，大禹也变得愚钝了吗？”
“我听闻有这样的故事，楚人携剑渡江，剑落入水中，他便在船上做了一个记号。众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捞取，他说剑是从记号处落下的，只要到了岸边在记号下捞取，就可以。难道现在追求那些原本规矩、并认为不可更改的人，不是和这个楚人一样愚笨吗？”
一旁的楚使有些不太愿意听这话，这时候楚国极为强盛，也不是当初刚刚自称蛮夷不服周的时候，因而天下人很少拿楚国开玩笑。
适讲的那个刻舟求剑的笑话，本也是楚国奄奄一息或是已死之后才出现的笑话，以现在而论……说起笑话一般还是以宋、卫这两个弱国为主，以免友邦惊诧。
不过楚使很满意墨者对魏人的态度，最起码证明当初嘉禾事，并非是墨者主动与魏人联系的。
如此看来，或许魏人的想法也和自己这边差不多。
楚使暗觉万幸，也觉的楚王颇有眼光，否则魏人捷足，只怕将来形式大为不妙。
楚王既说，这是屈巫臣教车战于吴、伍子胥筑姑苏。原本楚使未必在意，可如今在沛县一观，已然相信楚王眼光锐利独到，当真如此。
眼看魏使似乎被这个年轻的墨者辩服，楚使也明白，恐怕墨者集体出仕一国的顾虑可以打消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以墨者不可能全体出仕一国为基础，尽可能得到一些对楚人有利的事物。
场内的墨者对于适的表现颇为赞赏，墨子也频频点头，很清楚适的说法完全符合墨者平日的道理，但是……在道理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墨子明显能觉察到适所作的修正。
墨者既讲道理，但又敬鬼神，所以往往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讲完道理之后，再编造个故事，说圣王也是这么做的、鬼神也是喜欢这样的。
此时天下，圣王就是最好的标准，任何一家学说都要想办法往圣王那边靠。
但适谈及这些事的时候，从来都是避讳圣王怎么去做，而是只揪着一点：圣王是为了利天下。
至于做法，不可考也不是万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圣王的做法。反过来，实际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标准。
有时间，就编个圣王的故事，反正知识垄断的时代，百家这些有知识的人都在胡编乱造——一个简单的国人共和，就有四五种说法，都是朝着自己学说上靠。
基本上，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历史发明家”，靠发明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学说。
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的历史在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之前，很难直接拿来用，那就只好编造些远古的、不可考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适则是直接跳过编历史的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与利天下，作为最高标准。
是否能利天下，与圣王是否做过无关，只与推论出的结果有关。
这是和其余墨者与人辩论时候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墨子选择适作为宣义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对手可以反驳圣王没这么做过，但是不能反驳圣王不是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着墨者和适融合之后的那些道理去讲，又似乎很难败北。
如今的任克算是第一次领教这种融合之后的墨家辩论方式，极为不适应，也极为难以用他的急智反驳。
感觉就像是对着一座高山，想要靠自己的急智让这座高山倒塌，然而这座高山仿佛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天地，简单粗俗而又沉重到难以承受。
这座高山上，有人不饿死就要吃饭、人要出生需要父母交媾等等这样简单到沉重如天下的道理。
适见到任克还在沉思，立刻又接着之前的论述道：“由此看来，厚葬久丧这种天下已有的规矩，是害天下的，至少在人口增加上是害天下的。那么能否使百姓富足、能否让政事得治呢？”
“厚葬久丧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棺木必须多层，葬埋必须深厚，死者衣服必须多件，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坟墓必须高大。诸侯死了，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用丝絮组带束住，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钟鼎、鼓、几筵、酒壶、镜子、戈、剑、羽旄、象牙、皮革，置于死者寝宫而埋掉，然后才满意。至于殉葬，天子、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百，少的数十；将军、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多的数十，少的数人。”
“守丧，必须搀扶才能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按此方式生活三年。”
“使农夫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出晚归，耕作种植；使工匠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修造船、车，制作器皿；使妇女依此而行，那么必定不能早起晚睡，去纺纱绩麻织布。”
“财产已形成了的，掩在棺材里埋掉了；丧后应当生产的，又因为服丧而没有出现，这就是一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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