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成为儒家，是在战国时期。天下面临大变谁都看得出来，儒学只记录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分出墨家以神鬼代替那个精神世界，放弃天下一家，大家无争。然后分出孟轲和荀卿两家，一主人性为善，一主人性为恶，各成一套治理办法。荀卿一家后来又发展成了法家，人性既然为恶，政权自然也就不需要遵从人性，一切按政权的办法来好了。
司马光学自荀卿之人性本恶，不过他主张以礼，也就三纲五常之类礼法，伦理来使人弃恶从善。他们所主张的伦理教化，是性情论在政治中的一种反映，影响了整个宋朝。
徐平看着司马光，道：“礼，德之显于民间者也。三纲五常，汉之德显于民也。君实欲以三纲五常行于本朝，是以本朝有汉之德耶？”
司马光愣了一下，道、德、仁、义、礼，这几个基本概念是有顺序的，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延伸。不过在这个时代，各有各的理解，并依此衍化出来各种各样的理论。司马光等人是主张用这套礼，强推于民间，用礼教化，显示天下之德，这就是后来的礼教。
一边的欧阳修道：“汉之德早失，散于民间，行礼教民以聚之。”
徐平道：“德，道之显于民者也，德本于道。礼，民以德而成人伦，为德之化。是故德生而礼自成，未闻行礼而能成德者。天地分，德化为仁义，散于世间。朝廷行仁义，仁义取信于民，则德生，德生礼成。以三纲五常求礼，是欲朝廷行秦之暴耶？舍其本而逐其末，不知所谓！德本于道，礼本于德，岂可乱其序！乱其次序，非求治，是求乱也！”
“汉以昭昭天命，如大镜悬天，照万民之心，而成其德。此德成礼，是为三纲。天命今已不存，三纲岂可为继。天命何在也？在人心也。韩柳诸公辨性情求人心，欲求汉之天命也。今朝廷之政，施于天下，得万民欢心，则如日月之升也。日月当空，洞烛万民，民心向日月，自成朝廷之德。德生礼成，天下大治，自成当世之礼！”
道德仁义礼，这一套说白了，就是不只是满足天下百姓的物质欲望，还要满足天下百姓的精神欲望。不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比别人好而骄傲，还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豪感，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有了这种精神凝聚力，外来文明，包括宗教，都将对天下之民无处下手。谈起信仰、文化之类，外来文明都会被这个文明看笑话。
政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包容进这一套政治原则当中，这本就是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精神政治原则。议会制、总统制、两党三党制，对于这样一套原则都是无所谓的，不过是换一套办法，选这么一批人来，扮演政权治理天下。对于世俗政治来说，这套很玄乎，因为本来就是带有神话色彩对抗宗教文明的。
正是因为在精神世界自成天地，世上没有当然之理，没有绝对正义，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天地之下。人们认为一件事情当然得这样做，是从这个精神世界衍生出去的。
这一套道德仁义礼本来是不应该进入百姓生活当中的，百姓应该是按照自己从政权中学来的做事方法，出现一套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就是礼。新中国建立后，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惯便就学自于政府的做法，就是新的礼的生成过程，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司马光这一派不顾实际，妄图强推三纲五常，逆流而上，对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徐平身边的晏殊忍不住：“似如此，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而避恶政害民也？”
徐平道：“政无善恶，唯持其正。于朝廷，天下无性恶之民，唯有乱法者，乱法者治之可也。无性善之民，唯有行善者，行善者劝之可也。”
晏殊道：“一政出，民必有便之者，不便之者。若无善恶之民，政何以持正？”
“听民声，查民心，可也。以政不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此查民心也。以政为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查民心也。查民心，不可只听其声，当查其心，此知民之所思也。诗三百，子曰‘思无邪’，何耶？此民声也。以此诗，对当时之政，学者当知何政出，民何思，此查民心也。知民心于何处便，何不处不便，朝廷渐次修之，此修德也。”
《诗经》之称经，不是因为里面蕴含了什么治国的大道理，那只是记录诗歌的，能有什么大道理。是因为《诗经》中记录的是民声，由民声而知民心，再去对照当时的执政者是如何对待民声，进行施政的调整。天下以民心为母，典籍里记载了政治活动，是父亲在怎么做，还要去查民心知道母亲怎么说。父和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政治。
在孔子那个时代，记录下来就是《诗经》。到了这个年代，就是民间说话、小曲。在徐平前世，就是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微博论坛。从这些地方，知道百姓对于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么看法，再去一点一点地修改，达到顺应民心的目的，这就是修德。
当然对于强调文明的政权，听到之后，怎么去顺应民心，从而收获最大的认同，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改错，而是获得认同感，不是知错能改的办法。有的时候立即改善让民众欢悦，有的时候故意不改，让某件事情激起众怒，最后才由政权出面给出百姓想要的结果，让百姓深切感受到这个政权永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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