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道：“人人如此说，总是有道理的。”
“陛下，微臣就明说了吧，现在是天下都知道朝政需要大的更张，但却没有人知道要改什么，怎么改。好为大言的，便就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话语惹人注目。听起来处处是道理，却跟实际朝政没有半分关系。而埋头做事的人，明明知道这些话有失偏颇，但牵涉的又极广，根本无法反驳。就是能反驳，说出来也没有人听，反而只怪反驳的人是谁诿塞责，哪里还会有人去说？再如冗费，冗在哪里？有人能够说清楚吗？都说郊祀犒赏军兵数额巨大，但那能省掉吗？省掉之后如何让官兵心里无怨言？没人知道，只是说如果官兵心怀埋怨就是贪鄙可恶。到了最后，无非是一句话，让陛下节用爱民，一切都要从皇宫里省出来。纵然陛下圣明，省吃俭用，可于天下何补？”
实话讲，到现在的几位大宋皇帝中，最不省吃俭用的就是赵祯自己。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是乱花钱，但自己本身并不怎么铺张浪费，倒是赵祯挺在意自己的小日子。但既然有官员提出来了要节用爱民，赵祯就得做样子出来，消减宫廷开支。
徐平这番话还是挺对赵祯胃口的，没有人愿意天天被人指责生活腐化，浪费民脂民膏。而且不管怎么改，他们永远不满意。
见赵祯的脸色缓和一些，徐平又道：“官吏并不怕多，只要他们忠于职守，人人都有事情做，那是越多越好。也不怕花费钱财，只要花的钱都是有用处的，不是平白虚耗，钱也是花得越多越好。其实说冗吏冗费并没有错，但关键是在一个‘冗’字上，没用处的才叫冗。但是讲冗吏冗费的人，话一说出口，下一句就转到了多上。冗跟多是不一样的，臣以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为什么他们还故意混淆呢？因为说冗就没有人能够反驳他们，但要把冗说个清楚明白他们又做不到，便就玩了这么一个花头。这样的虚言在话对朝政有何益处？说冗吏冗费，便要裁员节用，但裁员之后事情该怎么做却不闻不问，等到公务积压成山的时候便一推了之，为害更大。”
“前些年谈茶法，为什么改为沿边入中？所上理由，无非是纲运花费大，不如从商贾手里采买便宜。又是官船造起来比私船贵，又是有鼠啮虫咬，又是小吏舞弊向茶盐里面搀泥沙，又是有沉没之患。我就想不明白，这些弊端商贾也一样有，为什么到他们手里就没有事，纲运就忍受不了呢？无非是经手官员无力除弊，干脆向商贾一推了之，等到商贾不通再涨价钱，最后还是要朝廷多花费吗！多花这些钱，用纲运行不行？有哪一个经手官员算过这一笔账？无他，对自己没有好处罢了。入中采买，所有弊端都可以怪罪在商贾身上，朝廷追究不到自己的责任。至于对朝廷是利是弊，又有谁真心去管？实行入中采买这些年来，茶法一变再变，不变就无法支持。结果东南茶利全部都归了入中商人，朝廷分文不得，公吏军兵俸禄还得另外拨付。到了最后，也无非是数年没有一石粮入陕西路，全都是从本路百姓身上搜刮而来。虚言国事，无非就是这种后果！”
听了这长篇大论，赵祯好一会没有说话，皱着眉头，最终叹了一口气：“朕就是想知道国事到底该怎么改？这样因循不是办法！”
徐平拱手道：“臣以为，既然知道要改革国政，那就要先搞清楚要改什么，要怎么改。如果没有把握，那便想清楚改了一处，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弊端，随时更正。世间并没有灵丹妙药，事情总是要一点一点做出来，急于求成不行的。”
“那怎么搞清楚呢？”
“臣在三司，便说三司的事，其他衙门的事臣没有经手，不敢妄言。如今编修条例所做的事，修新条例，便是要搞清楚如今天下钱粮，到底收多少，出多少，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收和出之间差多少，在哪里虚耗了。用一两年的时间，把数额搞清楚，把积压的账籍全部勾校，用新的条例保证今后不再积压，以后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账目清楚了，经手官吏便不能再上下其手。此其一。”
赵祯点头：“这一点你做得不错，日后不要懈怠。”
“还有公吏，把三司和州县吏员管的事情分门条类，哪些当管，哪些不当管，不能再让他们一些人成为官员的奴仆，虚耗公帑。如此也便清楚了需要的公吏员额，只要保证公吏各有职司，依据事情多少，该补充人手便补充，该裁减便裁减，有的放矢。既然说冗吏，他们做多少事情明明白白才知道冗在哪里。”
“这点也对，用心去做！”
“还有一点，陛下应当心里有数，改革朝政，是要花钱的。只有向外花钱，新政才能顺利地代替旧政，才能让天下无怨言。如果想用新政揽财，必然招致民怨沸腾，搞得不好就会天下大乱。臣做的第三件事，便是为陛下聚财。有了钱财在手，等到后面决心要变更朝政的时候，也就少了许多顾忌。”
赵祯听了这话，好一会才勉强点了点头。如果朝廷有了钱财，那还改朝政干什么，之所以说要改革，不就是因为朝廷手里没钱吗？但徐平说到这里了，赵祯也不再直说不对。
“臣在三司，便为陛下做这三件事。三件事做了，或许也就知道朝政该如何改了，那时再作理论。”
第184章 商业机会
春天的晚风迎面吹在脸上，有些凉意，却不令人难受，反而神清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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