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道, 家里没有二十亩地, 断然活不下去。”李止观摇头叹息, “靠种田发家致富？做梦！”
周不渡：“二十亩这个标准, 是怎么算出来的？”
李止观坐直了, 认真说话：“就拿鄂州来说。农民如果能买到良种和好肥料，稻麦轮种，精耕细作，遇上丰年，一亩地种两季，一年能收九石粮，一亩桑田养三箔蚕，一年能出三十六斤茧，抽丝后织成小绢大约十五匹，等价二十石粮食。一个五口之家，有二十亩地，养五箔蚕，粮食市价三百文，你算一算。”
周不渡不须想，便道：“六十千钱，八百文铜钱为一贯，家庭年收入为总共是七十五贯钱。”
李止观失笑：“听上去还不错？毕竟，咱这儿的地价不贵，普通田土一亩只要一千文钱，最贵的熟田卖价也才两千文。”
“明白了，还得交税。”周不渡知道大周税赋繁杂，但具体交多少、怎么交，他一直不曾深入了解。
一个老妇笑说：“税嘛！夏税收丝麻、麦子和钱，秋税收稻谷、粟米、大豆。”
“夏秋两税。”周不渡点头。
越千江：“施取其厚、敛从其薄，秦王原本主张按地力、户等分级收税，可惜阻力太大。最后定下的‘什一而税’也是他带头力争，太宗才勉强同意的。”
老人们被勾起了回忆。
一个说：“这后生有见地，不像现在的那些小伢，读书多、没生活，提起秦王只会说他打仗狠。”
另一个感慨：“可咱们王爷杀的都是贪官污吏、乱世豪强，对老百姓分文不取呀！”
“是，那是。”周不渡虚心学习。
倒不是装模作样，只不过，他近来一直在有意识地避免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去推测周温嵘的行为动机，毕竟，已经发生的事情永远无法改变，纠结对错于事无补，客观地审视从前的行为，才能防止重蹈覆辙，这或许也是周温嵘伏藏记忆的目的之一。
李止观继续说：“除了两税，还有杂税。两税交的大都是实物，老百姓不仅要交，还得自己个儿负责把货送到官府仓库，路程少说都有上百里。若不想浪费力气、误了农时，就只能交支移之费，花钱省事。可这还不算完，物价数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于是又有折变之费，许多种地的人大字都不识一个，算也算不明白，只能由着收税的漫天要价。”
一个人老妇人笑叹：“住房子要交屋钱、做饭要交盐钱、耕田要交农具钱，钱、钱、钱！”
“还要用供应军队的名目收什么，鞋钱、牛皮钱、蒿钱。”一个老头儿补充道，“现在倒是不用每家每户都出男丁去服兵役了，只要出钱出粮养活军队，让他们服兵役、徭役。可那些个当兵的呀，不是饥民、流民，就是犯过事的街溜子，入了伍便捧起了‘铁饭碗’，偷懒耍滑、有恃无恐，反倒让咱们这些顺民累死累活地养着他们，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啊？”
大周跟宋朝有同样的问题，冗兵、冗官、冗费。
禁军有一百万人，平时大部分拱卫京师、镇守诸要地，战时是部队的主力，通常来说都是精锐。
厢军有六十万人，分给诸州役使，开荒、种田、修工事、打杂什么都做，素质参差不齐，平时也不怎么训练，主要负责安置流民、维持治安，常被指责为“不任战而耗衣食”，老百姓不喜欢他们很正常。但这笔买卖对朝廷来说却是再划算也没有了，毕竟杂牌军的薪俸比正规军低了许多。
周不渡不想谈论太多无力改变的事，无奈地笑了笑：“话说回来，除了少数军官能享福，小兵们干的都是脏活、累活，若非身无长物，谁又愿意去当兵？说到底，大家都是小老百姓。”
那老头也乐了：“小公子这话新鲜，但也有些道理。咱们骂来骂去，闹得一肚子火气，该交的税还不是一分都不能少。真闹得不可开交了，当官的只消出来评一评理，让泥腿子少交两年税、兵伢子多挨几年饿，他们自己个儿该吃吃、该喝喝，一点儿都不耽误。”
众人纷纷附和：“哪儿有什么青天大老爷？条条蛇都咬人！咱们呐，好好种地，拜拜何大善人，求个丰收就心满意足了。”
老百姓总盼望着会有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主持公道，相信只要把贪官污吏整治了世界就光明了。
然而，在这个时代，官与民说到底是官僚地主与农民这两个阶级，编造出“清官整治贪官”的故事，不过是为了用“清”与“贪”的对立掩盖阶级矛盾。
这不单单维护了当官的，毕竟皇帝就是最大的官、最大的地主，一声“青天大老爷”把所有人的思都维禁锢在“皇帝没错、错的是少数贪官”的叙事框架里，到最后，就算是梁山好汉，也不过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什么都改变不了。
这种环境里，只意识到“条条蛇都咬人”还远远不够，但多少算是一点小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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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止观的眼神有了变化，朦胧地意识到了什么，但不多，也琢磨不透，只是觉得，周不渡跟别人不一样。
一番思量，他算出了最后的数字：“两税十取其一，免除兵役、劳役、徭役又要五取其一，再加上买种子、肥料的钱二十取其三，置办一件衣裳花费五百文，壮者日食两升、幼者日食一升，林林总总，一年的开销至少五十三贯钱。最后就剩下二十二贯，平摊下来，一个人不过三千五百二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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