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肆表演的艺人跟勾栏里的娼妓和街头路歧人本质上均属民妓，少数是因为家贫才不得已外出卖艺卖身，但大多数是被家人或者人贩子卖给了东家，无论有无卖身期限，做这行，自来都被当成畜生压榨。
每月至少要工作二十天，日均接客五次，卖艺卖身无比辛苦，但赚了再多钱，大头总会被东家抽成分掉，剩下那点儿收入相较于赎身钱几可忽略不计。
古代女医稀少，女人治病的花费总比男人更多，娼妓就算病得再厉害，东家也舍不得给她们请大夫，甚至不让她们看病。
在这样的处境下，她们往往活不过三十岁，即便有幸活过三十岁，也会因为常年用铅粉等重金属化妆而迅速衰老，乃至于中毒、痛苦煎熬。
现在的土地产出不足，生产力仍然低下，老百姓的谋生手段十分有限，更别说位于底层之底层的女人，若不卖艺卖身，就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
因此，无论是官妓还是民妓，出路都是差不多的，除了极少数人行了大运嫁给有情郎做妻子而外，下场好的不过是去给商人做妾、给士大夫做家妓，仍然不得自由，生死都掌握在夫家手里。
这些人从未得到过“人”的待遇，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即便骨子里再有傲气，表面上总会做出柔顺姿态。听讲时很安静，偶尔出言询问，语气也都平和；看见周不渡来了，只是悄悄打量，等待着他跟浣川说完话，等待着他们宣布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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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些女人，周不渡只觉得悠闲度日的自己无地自容，也不禁想起了身在“茉莉花墓穴”的时光。
被当作商品、任人宰割是什么感受，他是再了解不过的。即便只是在地下工厂待了八年且未被售卖，还有幸被养父救下抚养，他的灵魂深处仍旧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更何况这些命运悲惨、看不到希望的女人？
这不是一两句话、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他沉默片刻，对浣川说：“让人给她们解释合同，不需要当场签约，可以考虑，可以谈。当然，我们也不必求着谁，你把握好那个度。”
“行，我来。”浣川理解周不渡的想法，也是长期受到他的行事风格影响，对所有选手都不问出身、一视同仁，拿出草拟的合约，亲自为她们解释。
合约很简单：
举办方是甲方，选手是乙方。
比赛期间，乙方住在甲方提供的宿舍，不能外出，不能接客，要配合甲方的合理的工作安排。
甲方按约定向乙方的东家支付合作费用，负担乙方在比赛期间的基本生活开销，提供艺能培训、化妆品、服装、道具，向乙方个人支付劳务费用。
乙方个人的劳务费用，首月为三两银子，次月为五两银子，第三个月为十两银子。
另外，首月不淘汰任何人，从次月开始，排名靠前的乙方能得到“广告代言”，报酬是基础工钱加上销售收益分成。
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送往官府备案，明确契约具有法律效力。
每月三两银子的劳务费用，对于见惯了达官显贵的倡优们来说完全不够看，但参赛可以提升知名度、培训技艺，最重要的是——只要不被淘汰就可以不接客。
虽然这一条未知真假，但听介绍，培训、演出的日程排得很紧凑，想来，即便仍要接客，伺候人的时间也会比平日缩短许多。
商量过后，所有选手都签下了合同，几乎每个人都很乐意。
说“几乎”，因为总免不了有年轻貌美、境遇不错的倡优更愿意“躺着”挣钱，怕比赛时间太长会耽搁“正事”。然而，东家选了她们来做人情，并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又能说些什么呢？周不渡环顾四周，只见这些娼妓竟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女，甚至还有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那一张张脸，被铅粉涂得苍白，只有少数几张面孔上堆着笑，余下的大都没有表情或者神情懵然。
面对这样的人，再说什么，都是苛求。
算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周不渡收拾好心情，决定多想些办法、做些尝试罢。
这次比赛，他就准备实施一个名为“成长见证”的计划，雇佣一批书生为选手做跟踪记录。
比如，在比赛开始前，给她们做单人采访，问出身、经历、愿望、特长、参赛目的和排名预期，以此为基础，帮她们规划人物设定、剧本大纲。
每次表演前后也都要安排采访，分期做成图文录播，既是为了增加节目的可看性，也是为了帮她们丰富形象，提高知名度。
最后，在被淘汰时，把这份“成长图鉴”做成纪念册送给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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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追求风流，书生是最好找的。加之大周风气开放、娱乐业发达，朝廷虽然严禁官员狎妓，对学生却非常放任，找些正在读书或者屡试不第的人来瓦舍搞“艺术创作”，他们本人都很乐意，外头也没人会说闲话。
果不其然，招聘启事刚发出去两天，就有四十多人前来应征。经过苏仲篪亲自面试，留下的共三十人，全都跟举办方签了合约。
相较于给选手的合约，给书生的合约十分不同：每人负责跟踪记录两到三名选手，工钱月结，优秀稿件另有奖励。每日午后上岗，傍晚必须离开，活动区域仅限于后台和训练厅。所做记录、采访必须在女性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念给选手听，取得本人认可后方能成稿发行。另外，严禁言语调戏选手，严禁与选手发生肢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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