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下的场合里，我的话语则更为坦率，清楚地表达了彻底改革的意图。我要使众人明白，我决定强化国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将那些各类军事机构和国防事务承包商的利益降至次位。我将向五角大楼内反对变革的势力发起挑战，并且打算，要使每一项重大的决定都产生于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非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对各类机构进行例行拨款，由他们视自己的需要来任意使用经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高级文职官员将要相当深入地参与国防项目的管理。作为改革过程的一个部分，我们将花费一至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种转移，目前，这一具有革命性质的变化，已波及了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通过对那些与武器系统、兵力结构和长期战略相关的机构和设施的比较和分析，建立了计划、编制和预算的体系，以理清获取经费的程序，这一体系将确定其在经费方面的长期需要。甚至，五角大楼里高层会议中的风格也面临着变革，处理日常事务的会议大大减少了，研究政策和进行决策成为了会议内容的主流。
我们将要做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极大地改变那些被称之为“形势声明”的做法，即国防部长对国会所做的正式年度报告。在每个报告中，我们都首先陈述美国对外政策中所需实现的目标；然后，经过分析，指出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将会面临的威胁，以及解除威胁的军事战略；最后，说明实现这一战略的兵力结构，以及维持这些兵力结构的财政预算。
对外政策和国防预算的这一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确定政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当时，对于我们的做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例如，国务院中的许多人就认为，在撰写美国对外政策的声明上，我们已经越俎代庖，侵越了他们的职能。然而，两者毕竟并非完全相同，并且，他们也不知道，在我以它为依据论说我们的军事战略和防务项目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腊斯克审阅了声明的全文。
这样的做法，无非是组织人员进行活动的一种途径，在哈佛之时，我就已逐步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在战争中和战后，我先后将它运用于军队、福特公司和世界银行的管理工作中。简而言之，这种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再根据目标建立一个可行的计划，以及一整套监测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监视系统，我曾在每一个我所参与管理的组织中这样做了。然后，如果计划的进展出现了问题，你就可以调整计划，或者引进纠正的措施，使计划得到顺利的实施。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防部所需实现的目标：以最小的风险，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来换取我们的祖国的安全。
我们立即着手处理一项最为紧迫的事情——重新审查和确定我们的核战略。关于战略问题的争论已旷日持久，以致于我们无法漠视这一问题。在五十年代，与某些军界高层首领——例如，陆军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的观点相反，在国家的防务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越来越依赖于核武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曾对这种大规模的报复下了定义，他宣称，美国阻止侵略的手段将主要依赖于 “按照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过分地依赖核武器将会堵住我们的退路，以致在大规模的非核武器进攻面前，如果我们不做出牺牲，将无法应付局面。约翰·F· 肯尼迪总统说道，我们已将自己置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面临战争的危机，我们只能 “极不光彩地退却，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报复”。我们决定要拓宽选择的范围，这主要要加强和改进部队的能力，以使其适应非核战争的需要。大规模报复的定义和原则开始改变了，一个被认为可以灵活作出反应的战略出现了，其主旨在于，尽量避免核战争的风险。在摆脱核战争危险方面，我们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们的建议在北约组织中引起了长达五年的争论，最终，在经过了大量的修改后被采纳了。
总之，在开始执政的最初日子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完善那些加强我们军事力量的计划。直到三月底，约翰·F·肯尼迪才将我们的计划以特殊防务咨文的形式提交给国会。他要求给五角大楼增加六亿五千万美元的经费，这样，我们的计划和措施才开始逐步落实，增强了我们阻止和抵御非核战争侵略的能力。
约翰·F·肯尼迪就职仪式的三个月以后，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已经开始熟悉了部里的事务。但是，仅仅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那份防务蓝图的几天之后，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决定，它显示出，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运气——并非尽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军队，并在中美洲训练一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队伍，准备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一年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握了岛上的权力，并且，正明显地将古巴带入苏维埃的阵营。肯尼迪政府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准备部署对古巴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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