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他就职约九十天后，约翰·F·肯尼迪必须对是否执行这个计划作出决定了。他召集了其顾问人员——总计大约九十人——在国务院举行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听取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意见。除了一个人例外——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对——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对行动表示了支持。这是一项中央情报局主持的行动，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也都赞成了这一行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我，尽管并不感到十分的乐观，但也都投了赞成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表示了一致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猪湾，入侵行动开始了。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我们遭受了“完全的失败”。事实很快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间谍人员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中；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相反，古巴人民也并未举行游行示威来支持入侵行动；菲德尔·卡斯特罗神速地调集了他的部队，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我们预料；掩护地面登陆的空中行动也缺乏周密的计划，漏洞百出；撤向山区的“安全出口”位于一片长达八十英里、无法穿越的沼泽地上；华盛顿插手这次行动被揭露后，全球响起了一片谴责之声——致命的错误接连不断。
约翰·F·肯尼迪总统出现在国家的电视屏幕中，毫无保留地全部承担了这一巨大的过失。
他的做法唤起了我内心的愧疚和痛苦。我已经主管了五角大楼，但对军事事务仍所知甚少，更不必说那些秘密进行的行动。这方面信息的缺乏，加之我过于关注其它的问题，以及对中央情报局策划其行动的过于信任，导致了我轻易地接受了他们的计划。我听到过那些主张入侵的介绍，甚至，转交给总统过一份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所作的评价报告。他们认为，入侵将或许会导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崩溃，即使这一成功或许并不会马上出现。对于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估价，我却没有做出丝毫的评论。事实上，我的确对情况所知甚少，无论是那个计划还是那些事实。我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关大局的旁观者。
第二天，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决定时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间屋子里，除了一个人以外，你的全部顾问——包括我——都建议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电视上说明这个事实。”
约翰·F·肯尼迪听完了我的话语，“鲍勃，”他说，“我非常感激你愿为此事承担责任。但是，我是总统，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建议，然而，我却这样做了。责任完全在于我，并且，我也无意向你，或艾森豪威尔，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责任。”
我从心底里欣赏他的大度，这次事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下定决心再不会让他失望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际即至关重要，认不清萌芽时期的隐患，就无法应付成熟之后的灾祸。
——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现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结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这样。约翰 ·F·肯尼迪接任总统之际，一场日渐蔓延、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对其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已成为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政权的心腹之患，其错综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以寻求应付之良策。
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则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南越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
一九六一年，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的主张略有不同，他们也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也从报纸上获得了外交事务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和亚洲的事务则所知甚少。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去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战后却只能目睹苏联在东欧的大肆扩张。因此，我接受了乔治·F·凯南的观点，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务》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在美国的率领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扩张。在考虑国家防务和西方军事力量部署的决策上，我将此观点视为基本的准则。
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我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我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携手合作，试图扩展他们的统治。当然，事后来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联合的战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他们的分裂从酝酿到暴露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共产主义似乎仍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中。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控制了中国，并且与北朝鲜一起，并肩与西方进行了战斗；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发出预言，共产主义者将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在第三世界赢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我们将埋葬你们。”一九五七年，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显示了其在空间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他的恫吓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将他的攻击点移到了西柏林问题上。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已将古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半球的桥头堡。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四面受敌的滋味，这种恐惧奠定了我们对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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