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时，爱尔兰人与其说生活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莫如说在一部刑法的统治下。爱尔兰天主教徒在自己国内毫无权利可言，甚至不能拥有价值超过五个畿尼的一匹马，他们不能参加选举、参加陪审团、携带枪支、教书、参军、从事法律工作或者担任政府官员。如果他们经商，不能拥有两个以上的学徒。天主教堂不能有尖塔。
十九世纪初期，地主为了“提高”地产的价值并把占有的土地合并在一些，从成千上万佃户手里抽田。一位美国传教士，阿塞纳斯·尼科尔森夫人这样描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高尔韦的普遍情景：
我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以为那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情；可是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群来自远方的穷苦农民，冀图翌日找到一点工作。每个人只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全都默默地、腹内空空、且疲惫不堪地站在那里等着。据说很多人没吃没喝走了十五英里，而且也没指望当天能吃上东西。他们一天顶多能挣到六个便士，如果找不到工作，则连安息日也没饭吃。他们褴褛的衣衫和沮丧的目光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苦况。接着又遇上土豆霉烂，结果有更多的佃户被赶出，挨饿受冻。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四六年农业失收，使得千百户人家在乡下到处徘徊，徒劳地寻找食物果腹。贫病交加者死于沟壑，其他人听天由命地坐在簧火旁，直到死神降临以解除他们的饥谨。爱尔兰大饥荒整整延续了五年，在此期间全国人口从八百五十万左右下降到六百五十万左右。无人确切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饿死，然而，营养不良，“饥馑热”（一种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的恶性斑疹伤寒）、痢疾（由于吃腐烂食品和生食品而引起）以及坏血病加在一起，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波士顿的罗伯特·福伯斯从爱尔兰的科克写信说，那实在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情景。《波士顿向导报》恳求说：”以上帝的名义，把爱尔兰死亡线上的这一代人交给我们吧，让我们喂养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不致死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涌进美国。他们来到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各个港口，使得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南北战争前的十五年里达到前所未有的数目。从一八四七年五月纽约移民局首次进行详细记载到一八六○年底，仅仅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的移民就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是爱尔兰人，达一百多万人。
由于要求去美国的人数激增，从爱尔兰出境的费用也上涨了。不过，在美国慈善机关的帮助下和爱尔兰地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贫困的爱尔兰人总可以找到前来美国的办法。有的利用在美国的亲属寄来的汇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汇款每年达到一百万美元左右，这证实了历史学家马库斯·李·汉森的原理：“移民招致更多的移民。”
周游各地的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薛瓦利埃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刚来此地的爱尔兰人给他的雇主看一封他写给爱尔兰老家的信。雇主问，“不过，帕特利克，你一天三餐有肉，为什么要说每周吃三次肉呢？”帕特利克回答说，“因为如果我照实说，他们反而不会相信。”无怪乎《波士顿向导报》主编约翰·罗丹神父吹嘘说，爱尔兰人如同犹太人一样，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有着“比被杀死多次以至敌人不屑于再去杀它的黑猫更强的生命力……上帝使爱尔兰需要美国，使美国成为爱尔兰人的避难所。”罗丹神父预言，美国得到的回报将是改变信仰：”到一九五○年，多数美国人将是天主教徒。”移民者的思想情况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新的机会。清教徒讲求实际是由于他们坚信自己走的路是对的。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去发现一个目标或者发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在美国贯彻并实现他们的正统观念，爱尔兰人的讲求实际和善于适应却源自截然相反的原因。由于决意逃离他们所熟悉的旧世界，他们渴望发现新世界的任何一个机会。因而他们准备从事任何需要做的事情。简而言之，清教徒是殖民者，而爱尔兰人是移民者。
美国之所以朝气蓬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如此大量的外来者怀有这样一种移民者意识。爱尔兰人和十九世纪来的其他移民的特殊力量，在于他们没有局限于一个明确而有限的目标。对往事的回忆（有时是并不存在的往事）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爱尔兰人“记起”他们那绿宝石岛的乡村情趣，正如犹太人”’记起”犹太人聚居区那种融洽的社会，意大利人“记起”地中海蔚蓝晴空下意大利村落的音乐和佳肴一样。
美国成了一个连结过去与现在的联合体：一个由美好回忆和融洽感情维系在一起的各类移民组成的联邦。这些人凭着他们保持自己独特性的方式，孕育了新的国家体制。
三十 城市移民的政治
移民们在旧大陆故土创建的各种体制，幸而适合他们在美国的不同需要。在这方面再也没有比爱尔兰人更好的例证了，因为美国这个新国家有着大量而正式的政府结构：联邦和各州均有宪法和立法机关，法院更多。美国人长期实行自治的经历诚然是导致独立战争的一个因素。但美国的独立显然不同于爱尔兰的独立，它仅仅经过一、二十年的鼓励和未经法律准许的组织工作就实现了。美国独立的成功意味着人民控制了政府。制宪工作在这个国家业已成为过去的事，政党辩论的是在新宪法之下政府应注重什么。爱尔兰人的经历迥然不同。美国政治生活的形式是自治，而爱尔兰政治生活的形式是连绵不断的叛乱，可是又从未上升到爆发革命。美国人关心的是社会契约、代表权、立法形式，以及权力的平衡与限度；而爱尔兰人关心的是有组织的破坏活动和取消不公正的法律。美国人的经历是守法的、正规的，而爱尔兰人的经历是非正规的、不受法律约束甚至违法的，不过，爱苏兰的经验在美国并非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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