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华盛顿的时代，当辛辛那提如同今大的迈阿密那样还是初开发的新地时，人们对俄亥俄也曾提出过同样的疑问。到了林肯的时代，人们又怀疑艾奥瓦州的地价是否太高了。四十年前，人们会听到密歇根湖畔一个名叫芝加哥的新兴城市很快要垮台的可怕预言。仅仅在不久以前还传播着洛杉矾和整个南加利福尼亚已经时日不长的类似预测。一九二六年初，热情开始减退，价格开始下跌。到了当年九月十九日，一场飓风把“大发展”刮得无影无踪。在“确保安全”的地方，现在竟是一片凄凉景象。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者试图赶走前来救济风灾灾民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认为，宣扬这种事会有损不动产的价格。
三十三 城市的解救剂：空想的计划，重建，郊区化
由于城市的界限模糊不清，一些老大难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因而美国人先是设法补救，继则求助于解救剂。有的人想引用旧世界乌托邦温情主义的空想计划。有的人则寄希望于重建，把原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扫掉，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到了本世纪中期，出路似乎在于避开城市，人们找到了把郊区建成居住区的新办法。
跟英国或者欧洲大陆的典型工业城市相比，美国的工业城市迥然不同，它的特点是：城市规划简单、紧凑，管理方法是温情主义的，最初获得短期的成功，但从长远看则是失败的。十九世纪初期，新英格兰人，诸如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为他们的工人修建了标准市镇，以振奋精神和维护伦理道德。十九世纪后期，在这方面成绩最为可观并且受人们大加宣扬的是伊利诺伊州的普尔曼市。它是芝加哥郊外的一个标准化的市镇，以它的创建者、规划者和治理者乔治·普尔曼的姓氏命名。到一八七六年费城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普尔曼车辆风格”已是对美国工业发展成果的一个通用的总称。一八八○年，发明并生产卧铺车厢的普尔曼本人，决定设法解决城市面临的犯罪、贫民窟、劳动纪律涣散等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美国工业发展应有的副产品。在城市里修建“标准经济公寓”的运动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提供房租低廉而又卫生的住所，当时正在计划修建一座新工厂的普尔曼利用这个机会建起一整座标准城，这样，他的工人就可以不必居住在“拥挤不堪而又不讲卫生的寓所和僻陋的街道，并且不再受大城市的各种诱惑和毒害”。普尔曼希望他的工人能为居住在标准城里而“感到振奋并且变得文雅”，从而防止他们酗酒或者茫茫然到处调换工作。当然，他还期望他们能就此不那么轻信工会组织者和其他的城市“鼓动家”。正如该公司的一本宣传小册子向参观一八九三年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的人们解释的那样：“普尔曼的业绩自然而然地一分为三——建造车辆，建造运作系统和建造城市。”
普尔曼雇用二十七岁的建筑师索伦·斯潘塞。贝曼（此人刚刚翻建了普尔曼在芝加哥的住宅）为他设计卡鲁迈特湖滨他那四千英亩的土地上的工厂以及所有其它建筑，这项任务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当时委托建筑师设计工厂还是少见的。年轻的贝曼证明自己完全胜任此项任务，普尔曼城这座“恰到好处”的全国第一座“全砖式建筑的城市”声名鹊起。街道全都是规划好的，铺过路面的，都有供水和排污系统。按照原来的规划，兴建了各种公用建筑——一座有拱顶走廊的购物中心，一家旅馆（以普尔曼女儿的名字命名），一家邮局，一家银行，一座图书馆，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据说，“歌剧院建筑的优美和艺术设计堪与全国最华丽的剧院相媲美。”小说家查尔斯·达德利·沃纳推崇普尔曼城是“现有的城市之中唯一根据科学和卫生原理兴建起来的”。
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普尔曼个人的城市，城市完全是为了使工人们感到普尔曼所期望的那种幸福而设计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慈善家，他反复他说兴建这座城市“完全是为了事业的目的”。租金可以使公司收回百分之六的投资，长远的目的是为普尔曼工厂提供更稳定的、更听话的劳动力。然而实际上这座新建的普尔曼工厂却一再发生罢工，最后发展到一八九四年的暴力行动，那次事件使得携带格林式机枪的国民警备队开进这座标准城。后来，一八九八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裁决说，公司没有兴建城市的法律权力。到一九一五年，这座城市里已出现了十五家酒吧，那座有拱顶走廊的商店被腾空了，原来的计划也放弃了。普尔曼市变成了与别处没有什么区别的另一个工业郊区。
其它公司在别的地方也曾试图按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公司城的模式来医治城市的弊病，井以此提供一支具有满足感的劳动力队伍。例如，匹兹堡附近，建立了新的钢铁城市霍姆斯特德和范德格利夫特（旨在成为“工人的天堂”），以及乔治·威斯汀豪斯的威尔默jT（以生产气动制动器为主）。虽说这几座标准公司城没有象霍姆斯特德那样成为暴力行动的发生地，但它后来也变得乱七八糟，肮脏不堪，使得它们的创建者的本旨沦于夭折。公司城成了美国人辩论国家理想的一个中心议题，芝加哥《论坛报》的金融版编辑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当时由于抨击标准石油公司而成名，他于一八八一年受《哈泼》月刊编辑之托，撰写一一篇关于普尔曼市的文章。劳埃德文章的结论是，由于在这里“人的脑浆与从地基到房顶的灰浆混杂在一起，资本家的自身利益比一般自私心理有深度”，因此城市的”‘优美和便利”看来是可以实现公司防止劳工纠纷的愿望的。不过，劳埃德的文章不够尖锐，《哈泼》月刊编辑感到不满意而拒绝发表。其后，又转而邀请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利执笔；伊利的文章不仅使《哈泼》月刊大为满意，而且奠定了伊利本人作为社会评论家的生涯。伊利赞扬这座工厂一“充满了节俭、朴素的气氛”，没有酒吧，但是他说这个地方是不良主的。”如果要想保存美国的自由体制，我们不要把一些人培养成下属……普尔曼的想法是非美国人的……它是乐善好施、愿望良好的封建主义，它希望人们幸福，但是其方式须以取悦当权者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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