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城市井清除贫民窟的想法井非美国人的发明。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人们对贫民窟越来越感到关切。十八世纪时，伦敦和都伯林的街道管理官员们曾经力图从根割除城市里的贫民窟。一八五三年，乔治·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时，他规划了布洛涅树林，并且清理了周围的街道，使城市拥有开阔的景色（同时也是一种防止设立革命路障的措施）。自格拉斯哥市一八六六年拆毁了原来拥挤不堪的古老市中心的全部建筑以后，整个英国到处部进行规模较小的清理贫民窟的计划。
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进行的城市改建运动，把贫民窟作为重点目标。“贫民窟”成了贫困、犯罪、卖淫和疾病的渊薮的代名词。由于发明了照相术，中产阶级的公众得以见识到贫民窟生活的情景。一个来自丹麦的移民雅各布·里斯从一八六七年开始花了整整二十二年时间报道纽约市最为污浊的贫民窟——那些名叫强盗窝、酒瓶巷、煤油街以及窃贼巷的地方，他因拍摄和报道贫民窟实际情况而闻名。一八九○年他发表了《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旨在使这句古老的警句广为世人所知。一九○二年他又发表了《同贫民窟作斗争》，叙述在十二年中取得的进展。里斯的报道预示了一种愿望，而那种愿望曾经推动十九世纪中期“重建城市”的运动。他说：
自从人类文明把贫民窟视为敌人的那一大起，就开始了同它的斗争。在良知的力量与恐惧和个人利益联手作战之前，这场斗争一直是失败的。当常识与法律成为人们行动的规范时，这场斗争将会结束……。从理论上说，秉公待人是唯一可靠的立国之本。在同贫民窟打交道时如能公平处理，很快就不会再有贫民窟。我们不需要等待一千年后再来消灭贫民窟。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所需要的是不要听任不管。对它和对我们来说这才算公平，因为它所患的病症就是它无力解救自己。
自南北战争爆发以来，贫民窟有三次“在纽约向我们进行挑战”。一次是导致一八六三年证兵暴乱的“群氓背叛”；另一次是从贫民窟“后巷”蔓延开来的霍乱时疫；第三次是特威德帮伙头目手下的“群氓”掠夺城市财富。因此，里斯指出：“要么是我们清除贫民窟，要么是贫民窟把我们搞掉，二者必居其一。”里斯接着警告说：“当我们不承认桑其街的人是兄弟时，那就别再指望在第五大街会看到良民的美德。……当你需要他们作为自由人投选票时，就不能计他们过猪狗一样的生活；这样做是不可靠的”。同贫民窟作斗争一直继续到本世纪初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住房短缺，促使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为军火工业的工人提供住宅。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大萧杀期间迫切需要一项建房计划，以减少建筑行业的失业人口并且刺激建筑材料市场；这项计划同时也是旨在提供更好的住宅。到了一九三三年，兴建住宅的工程几乎下降到零，房屋维修费用从每年五千万美元下降到五十万美元；取消赎取权的住宅达到每天一千处。为了帮助避免取消赎取权而建立的联邦房屋贷款机构，首先是资助有能力买房的人，对于消灭贫民窟的斗争却帮助甚少。到一九三四年，联邦政府由公共工程管理局出面，在亚特兰大、克利夫兰以及布鲁克林推行清除贫民窟的计划。起初，对于农村有亲近感并且想方设法使人们迁居城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城市兴建住宅和清除贫民窟兴趣不大。他的顾问雷克斯隔德·特格韦尔以英国的花园城市为样板，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外面，计划兴修“绿带城镇”。计划兴修这样的城镇三千座，实际上只修了三座。
新政激发出来的热情最终促成了《一九三七年瓦格纳—斯特加尔住宅法》。贫民窟纷纷被推倒，到一九○一年，为贫民修建了十六万多套住房。这样做的主要效果与其说是除掉贫民窟，倒不如说是整修贫民扈。由于中产阶级反对在其住宅附近兴建公寓，新的公寓往往建在黑人区：为了在这些地区以内尽可能多建往房，结果公寓楼就越建越高。这忡公寓大楼所提供的设施截然不同于美国人所喜欢的独家独户的庭院住宅。一度主张大规模兴建公寓楼的自由派人士，此时又攻击这些在黑人区为贫穷黑人兴建的大楼是“带有热自来水的贫民窟”。
“清除贫民窟”同“城市重建”多少有些混为一谈，但前者依然是那些怀着希望的改革派的一大目标。大萧杀时期房屋的损坏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房速度放慢，使住房短缺更趋严重。由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发起，两党共同支持的《一九四九年住宅法》通过一项旨在拆掉最糟糕的贫民窟的”‘重点清拆”计划，把清除贫民窟的工作惟向前进。这项计划最初委婉地叫做“城市再发展”计划。一九五四年扩大了的法案改称“城市重建”计划。此时的主要目的是“更新”城市——清除贫民窟，夷平城市中老朽的建筑，代之以经过重建的市中心。这时候整个城市都已包括进去了，不仅重建那些破败的住宅，还修建商业楼房和公用设施。这次计划从清除贫民窟着手，许诺“每个美国人的家庭都会在规划好的完整住宅区里有一所象样的住宅和适宜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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