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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主历程_[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完结】(116)

  重建城市的热情是无止境的。一九六三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威廉·穆尔海德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关于“重修荒废了的城市和荒废了几代人的地方”的一段话,赞扬匹兹堡是“复兴的城市”。与此同时,小石城的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宣布了“使我们的城市再生的见解和目标”。他说:“先生们,我们要兴建这样一座城市,那里没有一个孩子是从贫民窟去上学的。上帝保佑,我们不久就会有这样的城市。”费城准备拍摄一部回忆十九世纪创业者文学的电影,宣传费城是“城市重建的橱窗”。普罗维登斯市长宣称,重建城市“决非普罗维登斯和我国其它许多城市的奢侈之举;如果人们打算保持健康,这是绝对必要的行动”。

  这项计划执行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有证据表明,城市的贫民按理应当是城市重建计划的受益者,可是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苦。由于清除贫民窟和其它重建工程(包括高速干道、征税公路、停车场、机场等等)而大批拆毁房屋,使得住房总数减少。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间,每年减少二十多万套住房;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期间,减少的数字上升到每年四十七万五千套。仅仅在加利福尼亚州,到一九六○年时,由于执行重建计划而使一九五○年所有的全部住房减少百分之十,总共减少三十五万九千套。住房专家查尔斯·艾布拉姆斯指出,“强调拆迁使得许多家庭的生活成为无休止地从一处贫民窟或公寓搬到另一处去。在住所不固定的情况下要想建立稳定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儿童离开了学校,大人脱离了朋友,住所不固定最终导致绝望情绪的产生。”穷人,特别是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以及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遭受的损失最大。取代旧房而建立起来的新居过于昂贵,以致搬迁户无法受益。新建的住房据估计还不及拆掉的住房的四分之一。取代低房租往房而于一九六二年建起的私人公寓住房的中等月租金是一百九十五美元,相当一部分的住房租金超过每月三百六十美元。

  这种人为失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城市重建计划对于它打算给予帮助的人说来,等于给了他们比疾病还糟糕的药——如果确实存在疾病的活。为了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社会学家赫怕特·甘斯搬到波土顿西头一处在一九五三年被宣布为贫民区的地方去住。根据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一项联邦重建城市计划,这是个要拆迁的地区,住户必须迅速疏散,两年之内新的房客将搬进取代贫民窟的、由政府资助的豪华公寓里去。甘斯发现扎根很深的美籍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社会有着自己多姿多采的社区生活。那里的食品、宗教、教育、家庭生活以及政治都有其特点,居民对这一套已经习以为然。甘斯认为,“重建计划从头到底建立在这样一种看法上,即当地住户的生活需要远远不及清理并重建这块地方那么重要。”这种重建城市计划所造成的结果是破坏了现存社区,因而产生了个人无所适从的新问题。一位专门研究搬迁以后的波士顿西区住户的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几乎二分之一的女人和三分之一的男人都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或者更为严重的病”。两年以后,四分之一以上的女人依然由于搬离了原来的社区而感到沮丧。

  到二十世纪后期,重建和振兴重要“城市”的努力造成的不良后果本身,就是美国生活方式衰败、各种差异越来越模糊以及拼命追求新颖的一个征兆。重建城市如同其它乌托邦运动一样,由于其含义模糊不清而遇到麻烦。什么叫“贫民窟”或者“城市生活中的阴影”?什么样的住房算是“标准以下的”?在一些地方,象样的住房的“标准”即使同瑞典这样的国家相比也是出奇的高,这是同美国技术迅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经济的增长使人们对住房的期望超过了实现的可能性。一九六七年时,美国的一套住房除非具备热水、单间厕所和洗澡间,并且每人的卧室不能少于一间,否则按照官,方的标准不能算是“适宜的”。随着美国的发展,“适宜”一词含义的标准越来越高。

  城市重建计划的失败和乌托邦温情主义空想的受挫,只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事中的一些小插曲而已,这件大事是历史上一次人口大流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里人口向郊区大举迁徙,就其流动速度而言,是美国人生活中史无前例的一种国内移民。从一九五○到一九六○的十年中,美国郊区人口增加了大约一千七百万人,其中一千二百多万人是从一些中心城市或从农场移居城市郊区的。一九一○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六)比住在郊区的人口(占百分之十二)多一倍多。一九六○年的统计数字却表明,住在郊区的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一)同住在中心城市的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二)几乎一样多;郊区人口的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住在中心城市和农场的人口则逐步减少。到六十年代后期,郊区人口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中心城市。除非这一趋势急剧改变,否则,到二十世纪末,大部分美国人将成为郊区居民。

  越来越多关于郊区生活的习俗、缺点、追求和失意的文学著作问世,描绘美国人的新居住区。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一九二○年)和《巴比特》(一九二二年)的主要内容是刻画小城镇里的伪善和创业者的蠢事,它们提供了不少离奇古怪的具体细节。到本世纪中期,社会科学家把郊区化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缩影来加以剖析。戴维·里斯曼的《寂寞的人群》(一九五○年)、A.C. 斯佩克托斯基的《远郊区居民》(一九五五年)、小威廉·怀特的《组织中人》(一九五六年)、约翰·基茨的《风景窗上的裂纹》(一九五七年)、罗伯特·伍德的《郊区化》(一九五八年)、赫伯特·甘斯的《莱维镇人》(一九六七年)以及其它许许多多书籍,都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他们当时的主要社会现象,颇似他们的前人在十九世纪后期研究贫民窟、移民以及融合各个种族的“大熔炉”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样。出现了大量关于郊区生活中爱与憎、生与死的小说,例如斯隆·威尔逊的《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的男人》(一九五五年)和约翰·奇弗的《韦普肖特记事》(一九五七年),但是郊区从未成为重大事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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