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表的“金十字架”演说使他在一八九六年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此事充分证实了群众对辞藻华丽的重要演说词存在着敬畏之心。当时，有势力的传统型“演说家”在社会生活中居有显赫地位，致使这种传统得以保持下去，这类演说家包括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罗泊特·拉福莱特、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诸如鲁弗斯。乔特、伊莱休·鲁特、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及克拉伦斯·达罗这些律师在美国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似乎是向年轻人保证，辩护及辩论技术是成名致富的途径。旧式大演说家伍德罗·威尔逊恢复过去的做法，以演说方式向国会发表总统年度咨文，再次向全国表明演说家的威力。
直到二十世纪初，美国的中学和大学仍然教授演说辩论术；新的全国性演说课教师团体的成立使这门课程更加流行。到一九三○年时，在规模较大的中学里，正规课程中都包括演说课，这并非因为校方对古典范文重新发生兴趣，而是因为美国教育部门是按照科目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生活并使生活获得成功”来开设课程的。至于通过“新评论”的形式来重振辩论修辞学，则仅限于立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的范围，这种“新评论”是由埃兹拉·庞德和T.S.埃利奥特的作品所带动，并由L.A.理查兹和肯尼思·伯克的评论文章使之成形的。
二十世纪对演说兴趣的日益扩大很难称之为“新辩论修辞学”的发展，因为它与传统的学习没有什么关系，后音是要学习古典范文和受尊崇的原则，现在重点已转移到实际问题上，那就是：如何表现个性并“制造良好的印象”。教师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学会面对广大听众时要“轻松自如”，还要设法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听众的观点。通用的新课本旨在培养“交谈的态度”，自觉的平民化趋势则把这种目标（需要一颗善良的心甚于受过训练的意志）解释为“学会坦率老实他讲话”，因为“语言交流的真本领在于：学生会用适合不同对象的声音和语调讲话，当他有话要说时就会以不吐不快的感情把它说出来。”
日益发展的关于说话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被应用于纠正诸如结巴和口吃一类的发音缺陷，也应用于治疗各种年龄的人的发音毛病。到一九二○年时，在芝加哥、纽约、克利夫兰及其它地方的公立学校中已开设语言纠正课程，在某些大学中还设立了专门的诊疗所。
重心的转移非常明显：原来讲究的是“辩才”和“演说术”的模式和标准，现在谈的是人及其问题：原来要求的是“能言善辩”和“辩论技巧”，现在则是自我修养和个人成就。代表这种演说新观点的有名人物是戴尔·卡内基。教辩论修辞学的学究式教师虽对他一向忽视（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长篇的美国“言语教育”学术史中），然而卡内基写的书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的名字已家喻户晓。
戴尔·卡内基的一生典型他说明了一个美国人是如何发迹的。他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密苏里州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进了沃伦斯堡的州立师范学院。他没钱住校，就住在自家农庄里，帮助于点杂活，每天要骑马六英里去上学。因为他体重不够，没资格参加学院足球队，就只好参加辩论组。毕业后，他当过推销员，想碰碰运气。后来，一九一二年在纽约，他参加了一次“社交晚会”，在会上他朗诵（有钢琴伴奏）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的作品《六月夏意浓》和《走吧，拿破仑，看来要下雨啦》。他的朗诵使一百二十五街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获得极深刻的印象，卡内基想在该青年会教演说课。正式教师每晚的授课费是二美元，该负责人虽不愿冒险出这么多钱，但让卡内基以分享授课收益的办法来授课。卡内基回顾说，他的学生“希望在业务会议上能站起来讲几句话而不致于怕得发晕，推销员则希望在与难以对付的顾主面对面交谈之前不必在附近街区转三个圈来鼓足勇气。他们希望培养自信心和泰然自若的态度。他们希望在事业上求得发展……如果我要谋生。我就必须现实些，”他在费城、巴尔的摩、威尔明顿开办夜校，教这类人如何“克服害怕心理”.他研究出自己的一套授课方法并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他所办的“戴尔·卡内基有效谈话处世课程”越来越吃香，为应付这种需求，他在别的城市也设了教学点，他培训教师并控制在全美国和国外各地使用他整套教学方法的特许权。到一九七○年时，卡内基课程。学费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八十五美元，因地区不同而有异）的学生总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卡内基为他的课程撰写的教材《交友待人之道》，在书店创造了销售奇迹。该书由西蒙及舒斯特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的总经理就曾参加过卡内基的行政管理人员课程），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后的头两年内，每天卖出五千册，每本售价美币一元九角八分。该书在十年之内一直是畅销书，到一九七○年时已售出九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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