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人学士嗤之以鼻，公正他说，卡内基的书确是继承了自学文献的古典传统。弗朗西斯·培根和米歇尔·德·蒙泰涅的散文，巴尔达萨尔·卡斯蒂莱昂纳的《邀宠者》，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训儿家书》，都对意欲上进的有志青年提出忠告。在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所写的《工程师的生活》以及他那些关于“自助”、“节约”、“责任”的活泼爽快的文章，开始使这一类文献适应更广大读者的要求，也适应工业时代更为严峻的需求。本杰明·富兰克林《穷理查的历书》中最为大家所知和最常引用的段落是神父亚伯拉罕的演说，名为《致富之路》，听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讲学和读过他的书的美国人，大多数认为他并非超验论者，而只是向人们指出“自立”之道，使他们走上成功之路。随后美国还出了一个奇特的先知，宣扬自我修养，那就是假波希米亚人埃尔们特·哈伯德。他撰写的《致加西亚书》（一八九九年）是描述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中一个足智多谋的美国中尉自力更生的寓言，一共售出四千多万份，主要是售给工业公司，在雇员中间散发，虽然卡内基的书没有文采，它纯粹是用普通文体写的，但却具有最有效力的宣传性文章的优点，他的书包含着精采的心理学见解，切合实用，使自我修养的道德传统适应二十世纪美国特殊情况，就这方面而言，长期以来还没有其它著作能超过这种成就。
《交友待人之道》一书的问世，正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之际，美国人希望探索功成名就的新途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发表就职演说时所说的一句名言：“我们唯一要怕的就是‘害怕’本身。”正是这句话成了戴尔·卡内基课程的中心思想，但文学评论家和学术界人士却嗤之以鼻，辛克莱·刘易斯读了卡内基的“让人喜欢你的六种方法”（包括第二条：微笑）之后，承认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赚到大钱，“当然也有点不利之处。那就是：这些方法也许会……使他妻子没法和他共处。”詹姆斯·瑟伯宣称，卡内基的例子里所表现的“虚情假意”十分明显，“就象宴会中的鬼魂似的”，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在自杀前不久写了长篇大论的讽刺戏滤文章，名为《失友坑人之道》。
在卡内基课程开办的初期，知名人士或高级主管常常化名参加，到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卡内基课程广泛获得美国有事业的人士的信任。校友中包括一位联邦教育局长，一位肯塔基州的州长，一位马里兰州的州长，好几位大使和海军将领，以及古德里奇橡胶公司的董事长、国民饼干公司的总经理、雷格尔鞋业公司的总经理、邓恩一布雷特兹特里公司的总经理等人。许多大企业，诸如威斯汀豪斯公司、麦格罗一希尔书业公司、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纽约电话公司，都在它们自己的公司内为其雇员和经理人员开设卡内基课程。卡内基显然提供了一种美国人甘愿花钱购买的有用商品。
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开拓进取传统的国家，戴尔·卡内基成了进取者的进取者。他是靠出卖推销员的才能而成名致富的。卡内基企业通过组织联络、广告宣传以及乐观向上的创业精神吸引了每一个其成功“尚未正式实现的”美国人。卡内基课程与卡内基课本遍及全世界四十五个国家，缅甸的吴努总理把卡内基的《交友之道》（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译成缅文。他访问美国时说，至少缅甸的情况是如此，卡内基著作的销量超过马克思的书，他并说他到美国来最想见的人就是戴尔·卡内基。
早期美国的自学课程原来只打算作为一个自我修养课程，虽然也教“致富之道”，主要却是修养品德。卡内基的着重点不是放在“品德”上而是放在“为人”上：“微笑”，因为这是“获得良好的最初印象的简单办法”。他和提倡传统自学课程的大多数前人不一样，他强调言语和讲话之道。在二十世纪技术发达的美国，依靠民主实现了象柏拉图这种古代在哲学上反民主的人物的预言，并赋予讲话之道以超常的新力量，美国民主将越来越依靠讲话之道及讲话所造成的印象。
一九○○年时美国已有将近一百五十万部电话，到一九三二年则增加到一千七百五十万部。电话问世以前，人们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交往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手写或印刷的文字，但在口头交流的新时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和几乎任何其他人就几乎任何问题或并非就任何问题进行交谈。于是，交流就成了不那么正式的了。电话已成为办事的手段。过去社交邀请是通过信件进行的，现在则靠电话，过去写的情书现在已由长途电话里的绵绵情话所取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无线电开始面世时，人们很自然地首先想到把它当作一种“无线电话”。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无线电话实际上是不能保密的，不利于个人之间的交谈，这就使许多人认为它没有商业价值，不切实用。谁愿花钱去打任何人都能听到的电话？只有少数抱有幻想的人，象戴维·萨尔诺夫这种人，才有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想的是把无线电当作娱乐工具，可是，一九二二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决定跨入这个他们称之为“公众无线电话广播”的领域，其原因是害怕无线电的发展会使电话股票的价值下降。该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回顾说：“他们电话公司不安排任何节目，公众自己参加进来，任何人如果要想向全世界讲话，或者想作什么表演，都可以到这里来，就象进入公众电话问一样，付了钱就可以讲，讲完了就出去。”他们把它叫做从“空中电话间”发出的“付款广播”。当然，未来的广播事业不是朝这种方向发展，而是利用这种新技术的一些新特性，凭着这种特性，现在已能把信息和音乐传送到无法确定的、既看不到又数不清的听众那儿去。公开讲话的形式也改变了。过去，对成千上万的听众讲话，唯一的办法是站在讲台上演说，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规律化的演说方式：演说者站起来，大声讲话，做大动作手势，以便远处角落的听众能够了解，在扩音系统盛行以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一八九六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他那篇《金十字架》演说之所以极为成功，就是依靠他那强有力的响亮嗓音。无线电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因而把美国政治形式也改变了。说话的人和听讲的人都处于新的地位，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说也奇怪，无线电仍是一对一的交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过去带有更浓厚的私人谈话气氛。不管对多少人讲话，都能产生一种新的亲密感，听众人数大量增加实际上已使情况变得非正式了，这一点似乎令人奇怪但却是事实，不过很少有人注意罢了。无线电（后来的电视更加如此）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隔离状态：听讲的人在自己的起居室、厨房，车间、乃至汽车里面，独自一人从收音机里听到广播的声音，他感到而且确能做到和广播者单独共处。在说话的人和听讲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新的情感。“公开演讲”变成了向你说话似的。电影问世初期，制片人对影片明星的真名保守秘密，深恐一旦人们知道那“电影女郎”是谁，她的名声就会盖过公司，她就要索取高不可攀的报酬。与此相同的是，一九二五年以前，广播电台一般都不透露广播员的姓名，虽则有些电台也允许广播员用神秘的缩写代号签名。有一位广播迷写信给路易斯维尔的WHAS 电台，后来他接到一封正式复函说：“透露广播员的姓名会违反本电台的规则。”但随着播音者与听众之间出现新的关系，广播迷的来信日益增多，听众坚持要求多知道一些电台广播员的情况。研究广播历史的学者埃立克·巴尔诺说，一九二二年广播演员仍然想象他们是在一个大厅里表演，一九二五年的形象就“舒适些”了。“许多艺人喜欢把听众想象成‘单独一个人’。听众来信也鼓励了这种想法；任何其它大众传播媒介都不象广播这样使聆听的人产生一种不受别人干扰的亲密感。”广播迷的来信愈来愈亲密，甚至于表现了强烈的感情。一封给WJZ 电台广播员特德，赫辛的信中写道：“你愿意在一位女士面前出现让她惊喜不已吗？”在这广播“人物”的新天地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部收音机，就可以享受远距离秘密幽晤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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