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麦克纳米为WEAF 电台的“一九二五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播音之后，他收到了五万封信，诺曼·布罗肯希尔（他父亲是宗教信仰复兴运动的牧师，曾为救世军到处奔波）为以后的广播人员创了一个先例，即争取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在为家庭主妇作参谋这一首创节目中，在介绍特邀演出的嘉宾时尽量掺夹他本人的轶事趣闻（例如他说：“我要向各位坦白，今早我用房东太太最好的毛巾抹我的剃胡刀”），这么一来，广播迷的信件便源源不绝地写给他而不是写给那演员。他到华盛顿去为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就职仪式担任广播工作时，竟搞了两个小时的临时穿插节目，一有机会就报自己的名字。他说：“为那些热诚的听众，我甚至好几次拼读自己的名字。”深夜节目往往使讲的人和听的人之间更感亲密，听众迫切要求这些深夜广播人员“亲自亮相”。
现在，一个人对千百万人谈话真的成为可能了。对于每个听众来说，公开的谈话不管同时有多少别的人也在听，却可以成为个人与个人的谈话。就广播来说，情况也只能是如此，因为聆听的人没法知道还有谁在听，或者什么地方还有别的人在听。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最初有圣诞节广播期的一次广播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在电台播音说：“KDKA 电台的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又在KDKA 这座无边无际的剧场里重聚，这剧场的后排远在千里之外，观众坐的全都是私人包厢，迟到早退毫无关系，既不会使台上讲话的人难堪，也不会打扰其他观众……”。
然而这种交流毕竟是单向的。如果是演说，即使会堂很大，听众仍可以大声抗议，欢呼鼓掌，或者嘘声哄赶，演说者都能听见。现在用无线电广播则是听众可以听得到，却没法作出反应。当然他可以写信，有时也真的写了，正如我们所知，要想了解听众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感觉，需要一种研究“听众反应”的复杂技术。
古代关于民主的那套老生常谈，现在出现了预料不到的新变化。确实，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人能够听到他们领袖的声音。但是，人民已经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再是欧洲社会学经典著作中所说的或者居斯塔夫·勒邦、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格雷厄姆·华莱士等人所谓的“一群人”。听广播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是社会学家所说的“比较密集地聚合在同一地点的一大群人”，也不再是“面对面的一群群人”。有史以来头一次，广大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不受其他人左右的情况下，既有机会也有责任作出他自己的反应。“事先录制的”笑声和广播室观众的鼓掌声只不过是为了填补广播中所缺少的应有现象。即使这样，“人民”也已经更加私人化，至少在一种意义上说是更加个人化了，因为“听众”忽然变成了分别处于各地聆听的很多“个人”的总和。这一情况对于有关民主的种种格言意味着什么，对于“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群众）的众所周知的力量和弱点，又将意味着什么呢？由于广播电台面对的听众是无法归类的——听众既不固定又无法预测——因此电台就必须为所有各类人都准备一些东西。要知道，如果听广播的人不想听某个节目，他只要转一下旋钮就行了，而且鉴于听众很容易发现更加吸引他的节目，各个广播电台部得拼命想办法，千方百计使那些看不见的听众不要转钮关掉本台的节目。于是，他们就推出适合各种口味的大杂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广播节目主要是音乐，中间有时穿插一些现场访问、演说，在适当时候也安排政治演说或总统就职演说。最重要的是节目的综合性。纽约WJZ 电台一九二三年的节目包括：莱茵戈尔德四重奏、舒拉夫茶室管弦乐、沃纳梅克管风琴演奏、书评、服装款式评论以及体育新闻。除了这套精神食粮，WGY 电台的演员还和其它一些广播电台的演员一样，迅速增添了百老汇流行剧目的全剧演出（诸如《阿拉之园》、《生财之道》、《有此傻瓜》、《秃头的七种解释》、《野鸭》），接着又出现了广播剧。广播联播公司（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全国广播公司”和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广播系列片节目，如《历史的重大时刻》、《圣垒故事剧”和“真实的故事”。其中最成功的是“阿莫斯和安迪”，有人说，这个节目在使广播成为全国性传播媒介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其它节目都大（一九二四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广播除外）。总之，广播的声浪是传到市民耳里最多样化的声音。
广播模糊了娱乐和其它东西之间的界线，也使付钱登广告和为公众服务之间的界线含混起来了。如我们所知，在电台上“广播”讲话或音乐，究竟由谁付钱，谁可付钱或谁应付钱，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混乱。戴维·萨尔诺夫一九二○年一月发表的看法是：“应鼓励每个购买‘无线电音乐盒’的人订阅《无线电时代》，该刊每期预告一个月的广播讲话、演说及各种音乐节目时间表。”该刊和享有很大发行量的电影杂志相似，其利润来自登载的广告。最初广播电台试图用减少费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不付钱给表演者，他们认为表演者因广播而一举成名，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报偿。一九二五年WEAF 电台提出：“如果请来播音的是一位女士，那么可以送给她一束美丽的鲜花，派一辆漂亮的汽车去把她从注所接到百老汇一百九十五号来。”有些公司则认为，他们花在广播上的费用可以通过多销售收音机赚回来。一九二二年沃伦·哈定总统召开了一次华盛顿广播会议，由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主持，会上胡佛曾不大明确地提到“播放广告”的可能性。但胡佛接下去就让人放心地说：“把为大众服务的巨大可能性淹没在一片广告嘈杂声中，那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有人建议，按照安德鲁·卡内基捐赠图书馆的办法（他对各城市捐赠款项，但当地须拨出相同数额的经费），广播事业也应得到慈善家的支持，由他们在全国各地捐建广播电台。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可行的办法，但都认为“直接播放广告”，即把广播时间出租，用作纯商业宣传，是不恰当的最后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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