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院校为何以这种方式发展，没法作全面合理的解释，其发展顺序并非事前计划好的。那些主张“给所有人以深造机会”的美国热心人士，为了保证这些新的高等学府有足够学生，不得不对高教内容重新下定义。要不然的话，“大学”又怎能为每个男女公民的智力或体力所接受得了呢？如果说，突然兴旺起来的一个西部城镇的“歌剧院”可以设法搞出一些节目来证明其并非徒有虚名，那为什么一所“大学”不能同样搞到自己的学生呢？
十九世纪初由社区兴办的这类新兴学院成百地建立起来，又成百地消失。南北战争前建立的这类高等院校，到二十世纪中叶只剩下五分之一，可是南北战争后建立的大学和学院，垮掉的却并不多。这些高等院校中有相当多获得公款的优厚资助，谁不同意给它们资助，谁就会在政治上完蛋；至于那些靠大量私人捐款和个人赠予而开办和维持的高等院校，则更获得人们真诚的对待，使其得以存在下去。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抗拒改革，即使在它们 对社会时尚以及学生和其他人士的“民主”要求越来越不能无动于衷时，情况依然如此。
美国的教育“体系”（就已有的体系而言），到二十世纪晚期时也仍然会是颠倒的。美国的高等学府在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都达到了优异水平，超过了其它发达国家；就整体来说，它们掌握的资源多到不知如何使用才好。可是另一方面，作为高等院校学生来源的中小学校却是资源不足，一度是它们靠山的地方管理机构已开始把它们搞得每况愈下，就象五十年前大学碰到的情况一样。
把美国所有高等学府罗列起来，确实是洋洋大观、无与伦比。其发展的速度也同样是任何地方部比不上的。一八七○年时，美国的高等院校不过五百六十三所。到了一九一○年，数目已接近一千所，在校学生约三十余万人。当时，法国十六所大学的学生总数约四万人，而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师数目就几乎有这么多。一九三五年，美国的高等院校增至一千五百所左右，学生则超过一百万名，一九六○年，又增至二千所，学生超过三百万名；到了一九七○年，高等院校数目接近二千五百所，学生总数超过七百万名。美国和英国、法国都不一样，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提供条件把某些人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材。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一九五九年指出：“欧洲各国大学设立的院系主要是培养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医生、律师、神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专业学者先在特殊的中学接受一般教育或通才教育。十岁或十一岁的儿童经过严格挑选才能进入这类特殊中学，这个年龄组的小学生能获选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进入这种中学也就是进入了大学预备学校……其余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的学生到十四岁就完成了正规教育，接着便是就业。”
因此将美国和其它国家进入高等学府学生的比数对比是会造成误解的。科南特接着还指出：“不错，我国的青年约有三分之一‘上高等院校’.而欧洲国家则只有十五至二十分之一的男女青年是大学生。但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美国人绝大部分不能叫做大学生，他们认为，大学生必须是培养来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所以，如果由于欧洲的高等教育局限于少数人而美国则普及到多数人因而加以称赞，是不对的，但如果由于美国大学没有提供欧洲大学所提供的那种教育条件因而加以贬斥，也同样是不对的。甚至到二十世纪中期，欧洲的大学仍然主要是对那些准备从事专门职业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和教材的教育场所。
美国高等院校的特点是：与其说它是教育场所不如说它是崇拜场所一一对个人成长的崇拜。大学里课程内容不明确，选择的机会很多，体育与学术、课内与课外活动都界限不清，发生这类现象毫不足奇，因为“成长”这个概念就很难下定义，当然每个美国人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任何公民如果不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不公平地被剥夺了获得最大限度成长的机会。要想对高等教育的任何其它定义获得一致认识，看来是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外国批评者责备美国人沉迷于“整齐划一”这种陈规旧套，而一些头脑简单、不明情况的美国人也为此而自责；其实这是不相干的。当然，美国也有某种正统观念，那就是重视人的成长和个人的成就。如果一般说来，美国的高等学府是“心灵的旅馆”，给每一个美国社区的精神活动和文化活动提供大众能运用的许多方便条件，而一般的旅馆则是给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提供方便条件，那么，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承认。美国的高等学府趋向于公开、大众化的民主。但是这种共同信念并没有产生一致的标准，所产生的是狂热地追求适合各人的独特东西，并因此形成了不比寻常的、千差万别的多样化现象。
美国人从欧洲继承的传统，是把大学视作高等学术的贮藏所，高等学术当然意味着最先进的、最难懂的、最深奥的学科内容，它们是学问阶梯的最上层，但美国人却认为学问阶梯这一概念不符合他们的情况。民主难容阶级制的存在，当然也不能容忍教育搞等级，如果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人的成长，那么每个人对自己本人就是个梯子，约翰·杜威的新“事实民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学科民主”。旧大学让人在文学士和理学士两者之间作选择是不够的。必须设立适合各种口味的科目并给人人以学位。二十世纪中期，美国高等学府提供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学位，举例而言：B.Did.（教学法学士）、B.L.S（人文学士）、B.F.（财政学士）、B.N.（护理学士）、B.P.S.M.（公立学校音乐学士）B.S.H.E.（卫生教育理学士）.B.S.L.A.（园林建筑学士）、B.N.S.（海军学士）、B.PhiL.（哲学士）.B.B.S（商学士）.B.c.5.（化学学士）.A.B.inL.S.（图书馆学文学士）、A.B，inEd.（教育学文学士）、ABinSocW.（社会工作文学士）、B.S.in P.A.L.（实用艺术文学理学士）、B.VOC.E.（职业教育学士、）B.R.ED（宗教教育学士）B.V.A（职业农业学士）、B.S.in H.Ec（家政学理学士）、B、O（讲演学士、等等，既然大学里什么都教，仅仅按照大学里教什么来给高等教育下个定义是无济于事的。高等教育的民主就表现在高级和低级、实践和理论、一般性和专业性之间界线的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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